6月2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热点研讨会（第7期）于线上举行。本期论坛聚焦“消费潜力与扩消费对策”。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陈彦斌代表CMF研究团队做主题发言。发言指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我国各个行业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生产运营。但相比之下，消费仍然相对复苏疲软乏力。消费出现结构性分化。一方面，网上消费、新业态消费等增长比较快。另一方面，餐饮、住宿以及与旅游相关的服务类消费仍然较为疲软。因此，之前所乐观预期的“报复性消费”暂时还没有出现，消费低迷现象依然存在，促消费任务仍然艰巨。

提振居民消费是长期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过去20年，国家高度重视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但是，国家的重视并未促成高消费发展态势。反而，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消费”的典型特征。由于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比较低，因此各界人士更为重视投资和出口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支撑作用，存在忽视居民消费的倾向。然而，在“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经济很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有鉴于此，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新抓手就是“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的战略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需要高度重视与合理应对居民消费乏力的问题。

居民消费有潜力并不见得就会自动得到提振。中国居民消费是具有较大潜力的。潜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持续偏低，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二是，国内市场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还较少，消费者对高品质产品的消费潜力由于供给侧受到抑制而未充分释放。三是，中国消费环境整体欠佳，部分消费者的消费潜力未被释放。

用改革的办法才能真正提振消费，消费券和地摊经济等只是权宜之计。为了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无论是发放消费券还是发展“地摊经济”，都只是疫情冲击之下的权宜之计，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居民消费持续低迷的问题。货币政策等传统宏观政策对此也作用很有限，只有依靠改革的办法才能真正有效提振居民消费。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重要抓手：

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长期以来，中国依靠“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这样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资本积累超过黄金律水平和消费受到抑制。有鉴于此，需要坚定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决心，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从而进一步挖掘居民消费潜力。

二是，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两方面入手，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新世纪以来，中国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并长期处于0.4的国际警戒线之上。如果将“隐性收入”考虑在内，中国收入差距可能会更大。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由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过快转为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下滑过快。尤其是2018年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为3.1%，而高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依然高达8.8%。作为消费的主力军，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下滑成为制约全社会消费的主要因素。

三是，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减轻居民部门住房债务负担，降低居民债务对消费的抑制作用。目前，中国居民部门债务负担已经较重。2019年中国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55.2%，高出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约12个百分点。如果采用居民部门债务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计算，2019年中国这一指标已经高达128.5%，超出美国同期水平20个百分点左右。居民部门债务快速攀升主要是由于近些年房价高企，部分居民背负了较重的房贷压力。截至2018年末，中国居民部门债务总额为47.3万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25.8万亿元，约占债务总额的55%。房贷规模的扩张显著抑制了居民消费。因此，未来应加快构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减轻居民部门债务负担，从而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根本性地减轻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一直以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服务性消费供给数量不足，导致“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持续存在，明显增加了居民预防性储蓄。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好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才能解决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从而使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等多方面体制机制改革，促使居民降低预防性储蓄，为消费腾出更多的空间。

五是，构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新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并积极参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不可否认，“世界工厂”模式成功推动了中国过去长达四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但随之产生的是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偏低、内需持续不足的局面。在目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不利外部环境下，很有必要构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新发展模式。在进一步维护好“世界工厂”地位的同时，加快培育国内市场，加速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提高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打造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的新角色。通过“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模式营造更好的消费环境，促进居民消费的提升。

概括而言，不要以为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小，就以为居民消费是小事。而且，要靠改革的办法才能真正提振居民消费和开发出居民消费的巨大潜力。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期间我国需要战略性地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与消费。这既是落实高质量发展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需要，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避免陷入低消费低增长恶性循环的现实要求。

与会嘉宾就以下三大议题发表了精彩演讲。

议题一：当下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指出了影响当下消费的几个因素：首先，第一季度消费没有下降得特别猛烈是有公共消费支出顶上了一些。整个中国消费率不低，但居民消费率很低。其次，目前存在棘轮效应，如果收入预期现在变缓，会放慢我们的消费速度。第三，疫情冲击对中国是个不均衡的冲击。如果压低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就会导致整个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变得更低。第四，公共服务改革方面，应该通过对现在的互联网企业、民营企业进一步促进公共服务的放开程度，体现高质量的服务。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指出消费潜力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取决于人们的收入。收入决定人们当前的支付能力。目前国家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税收结构的问题。税收结构决定了绝大多数税是向工薪阶层来征收的，而财产税在国家税收结构中占比非常小。这导致了我国现在消费意愿不足或者消费积极性不足；另一个因素是预期。预期就是老百姓的安全感。越是没有安全感的民族边际储蓄倾向会越高，消费倾向越低。现在不仅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还要提高他们的消费意愿，即提高我们的生活保障水平。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指出，对于当前的消费不足，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被动的消费减少。由于疫情原因，虽然有消费意愿，但是没办法消费。二是居民主动降低消费。因为收入下降，不得不主动减少消费。这种情况导致的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长期来看，消费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另外，人口结构也会影响到消费。现在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一方面老年人群体消费的欲望相对偏弱；另一方面适合老年人消费的有效供给可能也不足。

议题二：当下振兴消费的主要措施是什么？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指出, 需要关注中小企业和个体户。通过直补为中小企业提供帮助。稳定中小企业才有可能稳定基本的就业盘，居民收入才有保障。因此要给出精准的政策：一是怎样通过产业平台更加清晰的识别中小企业，让他们起到一定的金融辅助作用，对中小企业进行助贷。二是对居民资产负债表要给予一定的减息，通过央行的减息使得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压力不要太大。三是中国已经成功平缓了疫情的发展。但是在中国成功的控制疫情以后，如何放松被疫情限制的消费部门至关重要。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指出，首先，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怎样把控地方经济和防疫的之间的平衡。其次，要把需求变成有效需求，赋予有消费需求的人支付能力。消费券的现金化是非常有效的做法。第三，要进行公积金账户的改革，可以放宽公积金账户的提现制度，使它可以用于缓解目前居民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第四，提供消费信贷的支持，从而解决当期消费需求存在，但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最后，关于中小企业救助问题，银行的信贷政策应该向个人、消费信贷倾斜，而不是向企业倾斜。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指出，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被动的消费下降，二是主动的消费下降。被动的消费下降主要就是因为疫情防控压制了正常的需求。主动消费下降主要是和收入相关。对第一类被动消费不足和下降，要优化防疫控制的模式来释放消费。对于主动的消费不足，要继续坚持发放现金消费券。同时对于中小型企业要加大救助力度，通过稳定就业，稳住收入来提升消费。

议题三：关于当下中国发放消费券的见解及政策建议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指出，首先，应该使用养老券这样的现金券，进行实物的消费，因为这方面中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其次，中国的信息系统要加强识别有本地户籍和没有本地户籍的两类人；三是作为打工的常住人口是不是也要进行本地化补贴。同时，这种补贴也应该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双重补贴。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指出，第一，要限制消费券购买商品的类型和品种；第二要注意甄别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最好是不可交易的。通过改变发放消费券的具体形式，让它的可转移性、可交易性降低，把消费券真正发到穷人的手上。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博士从三个方面讲到消费券发放时的建议。第一，建立中国的食品券制度；第二，可以利用中国传统的民政系统加上大数据，识别低收入群体，从而给低收入阶层以更好的帮扶；第三，建议特别国债发到3万亿以上，1万亿为目前的特别国债，2万亿对中低收入阶层通过发放现金价值消费券进行直接救助。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