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虽已过，春暖却难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聊起中国实体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时，著名经经学家周德文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作为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近些年一直在关注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致力于实体经济的研究。在长期和企业的接触过程中，他深感当前中国实体企业所面临的种种无奈和困惑。在他看来，当前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税负重、融资成本高、原材料上涨、劳动力成本上涨、资本热衷“脱实就虚”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正在渐渐丧失，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还同时面临着行业壁垒、不公平竞争等一系列问题，一些上游基础产业（如电力、通讯、能源）或者国有性质企业的垄断，也间接造成了下游竞争性制造业承担着过高的成本。

这难免让人想起之前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曹德旺跑了”事件。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曹德旺称，“除了人力，目前中国什么都比美国贵”。“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跟美国比的话比它高35%。”此后，曹德旺的这番言论，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企业税负的一系列争论。从最初的“曹德旺跑了”，到最后甚至事件本身，演化成为一场实体经济负担轻重的公共意见争鸣。

关于“中国税负是否过高”之论，或许并没有绝对的答案：从不同的统计口径，我们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站在不同的位置，我们也会有相异的观感。但尽管如此，在这场公共意见争鸣背后，有一个问题，却是大家所公认的，即当下中国制造业乃至实体经济，正站在一个重要关口，他们一方面需要面临内部产能过剩等沉疴宿疾，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外部竞争环境，也正在给企业带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企业战略能见度大幅下降。

中国实体企业的出路在何方？为企业减负有哪些着力点？怎样的环境才能激发企业家的创造力？

企业税负辨析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不久前在一份调研报告中曾称，目前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并将之称为“死亡税率”。“死亡税率”一说一经提出，即引起了广泛争议。在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受访对象对于“死亡税率”一说并不认同。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税务学院税收与财务管理系主任蔡昌认为，通常，如果一个企业倒闭，应该从多个角度去寻找答案，而不能仅仅归咎于税负问题。在很多情况下，税负仅仅是影响企业的一个很小的因素。“比如如果一个企业经营亏损，那么这个企业所缴纳的所得税也会很少甚至不用缴纳，因此并不能说明企业亏损乃至倒闭的原因就源于税负，将企业的生存归咎于税负原因，这是一种不负责任、没有道理的说法。”

周德文和蔡昌有着相似的看法。他认为，企业倒闭死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会不断发生的现象，并不能完全归罪于税率高等因素。通常来说，企业倒闭死亡，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经济管理不善、生产技术工艺落后、产品质量不过硬、决策失误等问题。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同一领域，同样税负的情形下，有的企业能健康发展，有的企业却走向破产，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税率问题并不是当前企业倒闭死亡的主要原因。

申克中国集团公司副总裁兼CFO谭向阳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李炜光教授所提出的接近40%的死亡税率，是由企业实际税负除以商业净利润所得，但是在企业实践中，企业很少会以此种方式去衡量企业实际税感，而是更多地采用ROS（ Return On Sales，即销售回报率，计算方法为扣除利息及税款前净收入除以销售额）来评估企业营运效益比率。“很显然，在此种情况下，分母如果是销售收入，比例会更小，并且分母如果越大，则比例越小，即企业利润越高，税负感越低，相反则税负感越高。”谭向阳表示，在任何税负情况下，都有死亡的企业，和税率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更多地是和企业自身的竞争力直接相关。

“衡量企业真实税负的高低，其实取决于多个因素的综合效果：如税负转嫁情况、行业利润率情况等。”蔡昌表示，一个拥有高利润率的企业通常不太会关注企业自身的税负情况，一个很容易实现税负转嫁的企业通常也不太会在意到底从自己手中交给了政府多少税收。因此，衡量企业的税负成本，必须从行业整体税收负担、企业个别税收负担角度分别予以分析。从行业层面一般关注行业的财政贡献，即该行业为国家贡献的税收收入总额；企业层面则一般关注企业的税后利润率，而不是主要关注其实际税负率。在当下的中国，各个行业的财政贡献率不同，各个企业的实际税负率不同，税后利润率也不同，因此，税负问题高低并不能简单而论。

在蔡昌看来，当下中国企业税负最不合理的地方体现在大量隐性税收与隐性成本没有浮出水面，但必须由企业承担，比如体制因素、商业贿赂因素等方面所形成的成本支出，这些成本一般无法合理反映在会计账簿中。而所谓隐性税收，则是指由于价格转嫁因素而承担的潜在税收，如一些垄断性企业或国有性质的企业，将垄断资源高价出售而使得下游企业不得不多承担一部分成本，这相当于承担了一部分隐性税收，即通常所说的税负转嫁。

蔡昌认为，当下很多企业感觉税收负担过重，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很多税是从企业付出去的，但付出去的税其实并非都是由企业承担，而是通过税负转嫁出去。“在中国，自然人的税收负担其实是很高的，隐含在衣食住行等基本开支的购买价格之中。而这一部分税收来源于自然人，但是由企业代为征收后缴纳给政府，企业似乎感觉是自己在负担税收，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非税成本负担

如上所述，当前企业感觉税收负担过重，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整体税负较高。企业之所以感觉“税痛”加重，税收压力只是制造业负担的冰山一角，其更大的压力来自于一些税收之外因素。

中国经济下行造成企业盈利能力减弱显然是影响企业对税负高低观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国美电器CFO方巍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GDP增速放缓，企业利润下降，在企业税负下降速度低于企业利润下降速度的情况下，就会造成企业税负增加的错觉。

以国美电器自身为例，由于国美属于批发零售行业，具有薄利多销的特点，再加上近两年电商的冲击和成本的增加，客观上造成了国美净利润的空间更加减少。从财务数据来看，在正常盈利情况下，税费合计和净利润比例超过了1:1的比例，如果利润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就可能超过2:1的比例。在企业不断下降甚至亏损的情况下，税费绝对金额并不会有很大的下降，这就会造成税负加重的问题。

此外，方巍还认为，我国每年的财政收入都呈现高于GDP增速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对于财政收入的使用并没有明确的流向，同时对于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的提供效率也没有达到纳税人的预期，没有满足人们的需求，这就更增加了企业的“痛感”。

非税负担同样被视为影响企业税负观感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所言：“最近有声音说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还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周德文认为，当前企业所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种类繁多，而且弹性较大，暗藏着灰色地带。“比如，一个企业开门营业，要做安全、质检、土地、规划、环境、消防、能耗、职业卫生等至少15个评估评价。而且根据企业反映，每上一个项目，不论大小，项目开始前都要做一次预评价，设计要做专篇评价，验收时又有验收评审，仅这三项评价，就要做9次评估，不仅要花好多钱，而且需要一年左右时间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