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月度数据分析会顺利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刘瑞明教授代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发布报告。他表示，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利好政策推动下，中国经济企稳回暖。4月，固投完成14.34万亿，累积同比增长4.2%；1-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积同比增长6.3%，进出口贸易总额由负转正，失业率稳定，各种价格指数呈现边际改善态势。这些指标预示着短期企稳回暖持续复苏的态势。

（一）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修复，制造业恢复态势可观。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中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1-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4万亿，同比增长2%，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8.9%，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显著恢复。

（二）工业增加值稳步复苏1-4月规上增加值同比增长6.3%，保持了一个相对不错的数字。1-3月，规上工企利润同比增长4.3%。4月份，一系列的指标环比都呈现了递增态势，并且在一些新兴产业上表现亮眼。

（三）对外贸易持续回升，贸易结构不断优化。4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0%，出口和进口都在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内部结构也在做一些调整。

（四）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2%。其中，16-24岁、25-29岁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达到15.3%和7.2%，处在一个比较高位的水平，这是值得特别关注并需要尽快推出政策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

（五）物价水平总体稳定，价格指数趋向边际改善。CPI同比上涨0.3%，在各个子指标来看基本维持稳定，总体看各种物价稳定，价格指数边际改善趋向。

（六）部分信心指数开始企稳。制造业PMI指数开始修复，连续两个月在50荣枯线上方有企稳的趋势。

报告显示，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在发力拉动经济增长中面临一些长期羁绊，亟需破除长期障碍、夯实长期动能。尤其是一些长期结构性问题依然比较严重，所以面临两大难点。一是在结构性失调的情况下，如果贸易采用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可能会面临着边际收益递减、局部失灵的难点，甚至可能会出现局部的事与愿违。二是“三驾马车”在发力过程中面临一些长期制度性的障碍和羁绊，这些需要去解除。

报告指出，在传统投资中，地方政府投资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在目前地方债务高企以及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的难点制约下，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均受到一定限制。此外，房地产投资也面临长期人口下滑情形下的制约和其他短期政策，尽管最近频繁出台一些救市政策，但从长期看它依然有一定的下滑放缓的压力。

报告指出，解决长期经济动能问题，需要彻底破除一些长期存在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壁垒和障碍。唯有不断的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推动经济全面可持续复苏和长时期增长。报告认为，至少有十大潜在红利亟待挖掘，如果能将以下潜在红利挖掘出来，经济增长的长期困扰就会迎刃而解。

1.向“推进城市化、市民化”要增长红利

过去，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之一。展望未来，城市化及市民化仍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方面，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仍有提升潜力。目前，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城市化率大约在65%左右。根据国际经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普遍在80%至90%之间。若以中间值85%作为参照，我们仍有大约2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这将为未来城市化进程及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

另一方面，现有城市化进程中，相当一部分人口尚未实现市民化。这主要归因于公共服务不足和户籍制度限制，导致这部分人口主要以农民工身份存在，未能享受市民待遇。这一群体规模高达2.92亿，接近3亿人。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如果每年能解决1000万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其带来的就业、住房等消费增长，综合测算可使经济增长率提升1个百分点。若将这3亿人全部实现市民化，不仅能解决留守儿童、老人赡养等长期困扰农民工的问题，让他们更公平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还能为经济带来长期稳定的增长动力。这意味着未来三十年中，我国经济可能因此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这对高质量发展具有巨大且持久的推动作用。

2.向“城市更新”要增长红利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老旧主城区房屋老化、规划质量低下、空间利用不合理、居住质量不高的问题日益突出，亟待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另一方面，为了满足未来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化的需求，仍需大量城市发展空间。如果我们能突破现有制度壁垒，借助新的城市更新理念和技术，并结合制度变革，将释放出巨大的新增长空间。这不仅能相对平稳地解决当前房地产市场接续不利的困境，实现软着陆，更是未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抓手。

3.向“破除垄断壁垒”要增长红利

我国的改革开放采取的是渐进式策略，重点在下游产品市场实现了较为充分的竞争和供给，显著放宽了管制。然而，在上游某些领域，依然存在较高的进入壁垒，这导致了一种非对称的市场格局。这种格局使得上游企业维持市场优势，而中下游企业的成本居高不下，利润被压缩，市场环境因此恶化。这正是我们观察到企业利润空间收窄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能在这些行业逐步放宽准入条件，并依据现代经济学原理进行合理管制，不仅能扩大上游市场空间，增加供给，还能激活下游企业的活力。这样的举措将带来多方面的增长潜力，实现一举多得的效果。

4.向“突破民生短板”要增长红利

当前，人民群众福利受到显著短板的制约，其中民生领域的不足最为突出。例如，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仍面临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这导致了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看病难、看病贵”和“上学难、上学贵”的困境。未来，如果能够逐步探索多主体参与民生短板领域的供应，释放民生领域的供给潜力，同时提升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将有效解决供给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这种民生供给质量的提升不仅能解决长期困扰的民生短板，还能成为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以及构成新经济增长动能的关键板块。

5.“向农业工业化”要增长红利

我国的改革先从农村开始，但1985年以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导致农村改革在后续几十年中相对滞后，进而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其深层次原因是农村财产权利界定不完整、不完善，使得农村财产权难以发挥其价值，无法融入正常市场流通机制，这不仅限制了农民的发展，也阻碍了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和整体经济动能的转换。因此，农业难以实现机械化、工业化和农场化，生产力水平和农民收入难以提升。如果能在现有土地确权、农地抵押贷款等改革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和赋予农村财产权利，将极大推动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即实现以机械化、工业化、农场化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这不仅将开辟新的增长空间，还有望解决长期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一个被长期忽视但至关重要的经济增长领域。

6.向“土地的优化配置”要增长红利

土地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过去多年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的红利，但当前土地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仍有待提高，特别是在某些领域存在供需失衡和供需错配的问题。为了重新激发经济增长动力，必须进一步优化土地配置效率，特别是解决城乡土地错配、区域间土地错配以及局部土地开发集约高效利用不足等问题。在已有试点的基础上，探索更加高效的土地利用方式，将有助于降低土地成本，进而降低企业成本，激发新一轮的投资热情，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开辟重要空间。

7.向“金融体制改革”要增长红利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发展比较晚，在这方面的作用亟待挖掘，尤其是一些体制性障碍亟待深化改革助力经济增长。比如资本市场依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一些制度规则上需要更加公开透明，使得资本市场能够更加发挥直接融资功能，优化融资结构。在中小银行市场准入方面，进一步放开金融管制，打破金融垄断对于缓解下游融资成本是非常必要的。在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中，如何在新兴数字经济体系下有序推进金融创新，加强合理监管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在科技金融等方面有非常大的空间，一旦这方面能够得到释放，新一轮经济增长红利依然有非常大的挖掘空间。

8.向“新型工业化”要增长红利

我国作为工业化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传统工业化基础相对齐备。然而，在未来工业化进程中，需要技术与制度的双重支撑，以实现新型工业化的转型。新型工业化在未来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还是促进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推手，更是推动生产方式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去风险化转变的重要抓手。如果我们能够在新型工业化的这些方面取得突破，不仅可以缓解经济增长的动能问题，还有望引领科技和工业标准的创新。因此，新型工业化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抓手，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深入探索。

9.向“科技体制改革”要增长红利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浪潮袭来时，尖端的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支撑是高质量发展必要的一个支撑力。虽然我国拥有大量的科研成果，从专利的拥有量、从论文的发表量来看，我们已经在世界第一梯队，但是，还存在着一部分科研成果质量不高、无法转化、转化效率不够等难题。在科技体制方面存在着供给端、需求端和中介端三方面各自的体制障碍和困境。比如在供给方面，主体相对单一，产权不够明晰，对于科研人员激励不足。在需求端引领意识不足，粗放式增长限制了它的一些需求。在中介端缺乏把供给和需求连通起来，并且能够有效组织、有效转化的平台。如果能够在三个方面同时发力，就能真正把科学技术当做第一生产力来引领新一轮高质量的增长。

10.向“改革集成推动能力”要增长红利

如今，我们身处于数字经济时代，人们普遍认为数字经济能推动数字产业的蓬勃发展，这仅仅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实际上，数字经济还具备更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数字经济通过基于数字资产的新模式、新业态、新市场，直接促进了互联网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进而推动了GDP增长、就业扩大和税收增加。但更为重要的是，数字经济通过其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推动了传统行业的改造和革新。当我们将数字经济的新价值理念和生产模式应用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时，很可能会激发旧动能，产生新的附加值，从而在土地、资本、劳动和技术等层面显著提升生产效率。然而，这些并非数字经济的全部意义。对于改革开放而言，一个关键的难点在于过去信息的零散性，导致许多需要联动性的改革难以实施。但在数字经济的支撑下，这一难题得到了有效解决。现在，通过数字技术的整合和连接，我们能够实现改革方案的集成式设计，推动试点的顺利进行，从而大大增强基层改革的推动能力，打破长期存在的障碍。

在此基础上，数字经济能够更好地改善公共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并推动改革开放各领域的制度创新。这是实现社会效率提升的重要抓手，它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新动能的全面激发和推动。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积极拥抱这一时代变革。（记者 王祯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