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论坛于线上举行。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凤良主持，聚焦“为什么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张杰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认为，在不考虑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变动，以及中国人口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下，中国未来十五年期间的经济潜在增速水平会以较大概率维持在5.5%-4.6%的区间。在潜在经济增速会逐步下降的情况下，2035年中国人均GDP目标以2020年不变价格计算，应该设定在2.2万美元与2.5万美元之间。因此，未来十三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速至少应该维持在4.13%—5.16%，这样才能在2035年左右实现人均真实GDP水平达到2万美元以上的目标。

报告提出，人口问题将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影响。据预测，2050年中国人口可能会降到12亿甚至更低，这将对2050年中国人均GDP水平产生影响。一方面，人口规模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加速中国未来经济潜在增速的下滑，对未来人均GDP水平产生比较突出的抑制效应。另一方面，人口规模下降，人均GDP提高的空间就相对越大，这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影响。综合起来，到底是负面效应更大，还是正面效应更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报告表示，要将中国2023—2035年人均GDP增速维持在5%左右，2035—2050年维持在3.5%左右，未来五年至关重要。未来五年是我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循环、高水平自立自强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维持稳定我国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的关键时期。如果不能通过真正的改革，充分挖掘经济潜在增速，经济的中高增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问题。若未来改革能够顺利推进，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空间和红利将得到充分的释放，维持较高的合理水平，后续目标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张杰指出，当前我国的产业发展面临着“低端转移、高端挤压”的巨大风险。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一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高端产业，逐步向印度、越南、东南亚等其他国家转移的趋势不可阻挡。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转移的机会和转移的国家，构建一个良好的有利于我国的区域性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此外，产业逐步向中高端升级换代，面临着“高端挤压”的问题。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率先采取措施对我们进行打压。

在面临“低端转移、高端挤压”的独特双重风险的情形下，留给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窗口期并不长，可能只有五年到八年。如果没有在这段时间内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制造业和高端产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都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

维持人均GDP增长的动力，就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因此，能否由“制造大国”转化为“制造强国”，构建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中国本土主导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任务，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基础性因素，更是中国能否将经济增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在合理的中高速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十四五”规划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重大判断，意味着构建既自主可控，又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充分融合的现代化制造业体系，这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未来五年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能否彻底地扭转改变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滑，中国部分地区出现制造业“空心化”和“加速外移”的重大现象。

面对这种巨大的风险，我们要尽快制定2023年—2040年期间，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维持在25%左右的发展目标和具体举措。从更长期的角度看，能否把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维持在20%以上，是未来五年内我们能否在制造业强国方面有重大突破的一个基础条件。

中国面临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自主突破的自然周期被大大压缩的风险。特别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实施全面封锁和遏制的情形下，中国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培育塑造的自然周期被大大压缩，窗口期可能只有5—7年。中国在这些“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突破，在有以往积累的前提下，平均还需要5—7年的时间。这两个因素的叠加意味着未来五年内，如果不能在这些领域做到自主突破，后续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更突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认为，从经济的视角看，经济发展最核心的指标是人均GDP迈上新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大概在3.5万-4万美元，我们依靠经济增速是无法达到这个目标的，还需要考虑汇率水平。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改善经济基本面，带动汇率提升，这是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重要条件。此外，增速过低也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未来五年影响中国经济增速的几个关键性因素：1）经济增长如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其中关键是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达峰；3）中美博弈和科技脱钩。最后，科技创新将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目前我国原创能力不强，部分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并且科技领军人才偏少。对此，要加快人才的培养，带动基础研究、原创能力不断突破，释放科技人员的创新潜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认为，讨论发展目标和高质量发展时，不能把速度和质量对立起来。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质量。推动全球化退潮的因素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分配不均问题。中国长时期的稳增长政策、扩张政策所形成的金融、资源瓶颈等各种风险的累积和现在的释放，存在一个周期性调整。如果房地产对经济的推动力不足，其他地方需要保持很高的增长来弥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未来五年是几大关键问题的节点期，如果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突破，民族复兴以及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受到严重阻碍。首先，未来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增长动能和增长速度能否在全球滞胀的新阶段走出亮丽的增长路径，是对整个民族最大的考验。其次，未来五年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扭转不平衡、不对称博弈的关键期。此外，未来五年是我国突破李约瑟之谜，全面实现“卡脖子”问题突破的关键期，也是全面实现以实体经济发展，以高端制造业发展为核心的关键期。

发展的关键是进行持续的改革，尤其是要突破渐进式改革的瓶颈期。要通过真改革，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新的激励相容体系。要集众智，处理好国内与国际、国有与民营、地方与政府、实体与虚拟之间的战略关系。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指出，美国乃至世界都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对此，各国采取的都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但通过这种方法扩大出来的都是劣质需求，且这种需求不可持续，会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一个产能过剩的经济要持续增长，需要依靠产品创新。

在高利率情况下实现的高增长才是真正高质量的增长。经济中有大量的优质投资机会，才能将利率提高。十多年以来的零利率政策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非常好的科技进步成果，这些成果将继续推动美国经济向前发展。美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俄乌冲突逐渐结束，美国可能会继续加息，但步伐会减缓。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认为，当讨论中长期问题时，反而需要更多地结合一些短期工作。今年的年度工作部署和未来五年的工作有非常鲜明的对应关系，能否开好局决定了能否更好地实现当前和长远的结合。信心是明年，也是未来五年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政策建议：1）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2）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3）在产业和科技政策上，要着重创新，打造新的比较优势；4）深化改革开放，做到真改革。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要继续完善落实机制，把实践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此外，还要把政策的宣传解读放到制定的政策文本中，防止对政策的解读出现偏差。总体来说，要让明年真正成为复苏的一年，重塑信心的一年，这样才能为未来五年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记者：王祯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