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4期）于线上举行。本期论坛聚焦“需求不足和结构矛盾下的就业市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教授曾湘泉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建议，第一，应构建收入增长机制，增加消费需求，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扩大内需是保增长和稳就业前提。我国提出要建立“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外需更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内需主要是靠收入增长。现在我国各行各业普遍缺乏收入增长机制，不管是企业还是公共部门，包括公务员，都没有这个机制，所以内需矛盾很突出。最低工资水平对低收入人群很重要。按照《最低工资条例》中的规定，最低工资应占平均工资的比重是40%-60%，但根据实际情况来看，按照私营企业统计口径目前最低工资大概占到40%左右，而非私营企业仅能占到20%，这和《最低工资条例》提出的40%-60%的差距很大。

第二，应加大对中小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其岗位创造能力和规模。对我国来说，中小企业是未来创造高质量就业的主体。要发展中小企业，一方面要扩大加速折旧范围。我国已经开始在4个行业实施加速折旧，从日本的经验看，要推动技术进步、通过加速折旧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措施。同时，应研究启动千亿人力资本投资计划，通过政府和市场化的平台构建模式，定向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数字化应用和培训服务，通过提升中小企业岗位创造能力和规模，为未来几年日益增加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出路。现在高校毕业生不愿意去中小企业，这与中小企业的硬条件还是软环境上都有一定关系，要亟待解决。

第三，应扩大“见习计划”范围，为中小企业的人才储备提供支持。人社部实施每年一百万的“见习计划”，主要是针对失业两年的高校毕业生。建议把实施范围前移，前移到现在就业率比较低的普通高校，缩小这类高校与企业人才需求的认知差异，提高人才培养和实践要求的匹配度，为中小企业提供人才储备。

第四，应完善就业监测体系，制定更为精准的就业促进政策。目前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从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上还看不出来。城镇调查失业率变化幅度非常小。加之，未排除季节因素，其与宏观经济联系的敏感度较低。因此，需要完善就业监测体系，制定多口径的调查失业率监测指标。美国有U1到U6多个指标，我们至少应增加符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指标，比如U4。目前不能简单地把返乡农民工都当作是退出劳动力市场，他们很多人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按照美国的说法叫做“丧失信心人群”。要提高监测的敏感性，更重要的还在于构建包括工时和工资变化在内的就业质量监测指标体系。

第五，还需要建立劳动力需求或职位空缺调查制度。国际上广泛开展了有关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与周期失业关系的研究，即所谓贝弗里奇曲线的研究。OECD国家都能描绘出贝弗里奇曲线，甚至美国的每个州也都能描绘出来，而由于我们没有开展职位空缺调查，反映这一重要关系的贝弗里奇曲线刻画和描述几乎是空白。我们中国就业研究所开展了超过十年的就业市场大数据监测，弥补了问卷调查数据的不敏感、不及时，甚至是不客观和不真实的缺点，但大数据限于特定人群，线下招聘未被纳入，相关的判断和结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指出，从中国城镇失业率调查来看，成年人就业率和年轻人就业率的走势，从今年4月份的高点开始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背离。当前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水平高于美国和欧盟，年轻人存在着就业的劣势。从雇主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没有太多工作经验的新人更容易失去工作，存在着“后进先出”的现象。从年轻人自身来说，初入职场时大多数人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还很迷茫，容易出现“摩擦性失业”。

从全球来看，我国目前成年人和年轻人就业率的背离处在极端位置，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这可能不止是需求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在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冲击下，中国成年人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在下降。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从需求端发力，尽快解决结构性的矛盾。

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认为，从中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大问题，可能会导致劳动力短缺，并与劳动参与率和退休年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息息相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倾向是不可逆的，而且有进一步加快的趋势。

我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失业现象和劳动力短缺同时存在。从总量来看，失业率在上升，当前就业市场压力较大。年轻人就业困难是双向选择的问题，不仅是就业岗位机会的提供，也有他们自己择业的选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结构性的劳动力缺口，很多岗位招不到人，或者要用很高的成本招人。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观念和教育，更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收入匹配。目前中国对重体力劳动以及大家不愿意从事的劳动工资给得依然不高，对价并不到位。美国也存在招工招不到的问题，一部分原因是群众整体就业欲望降低，包括疫情过后的心理现象。此外，也可以从社会安全网的制度来思考，完善的救济体系可能会降低年轻人的工作欲望。

总体而言，就业问题已经上升为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它非常复杂，从长期和短期来看都很尖锐。各个维度的讨论，包括老龄化、劳动参与率、退休年龄等，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怎样合理建设社会安全网，使其既能起到保障作用，又能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认为，今年秋招的竞争形势非常激烈，青年失业率很难回到和过去几年平均值接近的水平。要实质性化解目前我国面临的青年就业的突出压力，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思考：第一，与历史上我国面临的三次就业压力相比，当前的青年失业率持续飙升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情况，需要结合疫情、经济和政策环境的特点加以分析，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政策；第二，需求面总量因素和结构因素是青年失业率高企的主要原因。总量方面，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增长率波动水平成倍上升，从现实和预期两方面影响企业的招工需求。结构方面，防疫政策对第三产业的冲击导致服务业占比下降，互联网、房地产和教培行业加大监管，以及疫情散发和局部流行的特点，都造成了青年就业困难。

总体而言，最近的青年失业的压力是极为特殊的情况，它跟疫情期间我国经济增长新机制和形态的特点有关。要想实质性地化解青年失业压力，关键是要对疫情防控策略做出调整和优化，提升宏观和结构政策的增长取向和功能，充分释放我国的潜在增长能力。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指出，失业率的改善以及相对偏低的情况与农民工返乡有很大的关系。每年对调查失业率影响最大的变量，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农民工，这使得每年调查失业率的季节性因素非常明显。二三月份农民工在返城找工作时，会形成“摩擦性失业”，导致调查失业率上升，之后就会回落。七八月份，随着大学生进入劳动市场，调查失业率也会阶段性上行。现在我国有2亿的灵活就业人口，非常庞大，即便经济还没有回到潜在增速，这也能够反映出调查失业率总体有所改善。

针对根本性地解决中国就业的核心问题，李超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第一，不能用总量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第二，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应该有专门的方法，产业结构调整不能过于剧烈，教育体系也应该更加匹配社会的需求；第三，要重视就业相关的文化，从社会意识导向上扭转不好的预期。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编辑：王祯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