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42期）于线上举行。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疫情下我国就业形势与就业模式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易定红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报告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长期、中期以及短期三个角度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相关背景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我国就业趋势的基本理解。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而言，长期看我国已于2005年前后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进入“刘易斯区间”，即劳动力供给状态由充裕转变为有限阶段。在2035年左右达到“刘易斯第二拐点”，届时劳动力将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完成。随着人口结构转变，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深，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力供给和就业总量减少。另一方面，疫情中的居家隔离令和封城措施限制了人员流动，在短期内减少了劳动力供给。

报告首先对新就业模式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所谓新就业模式，是指依托于信息网络技术，伴随着数字经济平台而产生的新的工作组织形式，由该工作组织形式衍生出来的一种普遍性的灵活式、分散式就业模式。其有三点非常明显的特点：第一，工作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依托网络平台而产生的灵活、分散的组织方式；第二，劳动者与工作岗位的结合方式发生了变化，由此衍生出新的依托于平台的劳动关系，其中一种是自雇（创业），另一种是较为有弹性的平台雇佣关系；第三，工作状态发生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具灵活性，并且新就业模式与传统就业模式相比，存在明显的差别，具体表现在更加灵活多变的工作状态中。新就业模式克服了商品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创业的资本投入门槛；提升了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

从发展现状来看，新就业模式提供了规模巨大的工作岗位，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课题组的研究，截止当前，平台经济能够提供1亿以上的工作岗位。从结构上看，平台经济提供的工作岗位以住宿餐饮业为主。以抖音为例，疫情之后，抖音平台的工作岗位增加到3000万人以上。从行业结构来看，零售业占比最高，高达五成以上。一方面，直接提供的就业机会为“稳就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另一方面，疫情背景下数字经济平台通过提高工作效率，增加经济活动总量，进而增加劳动需求。

在未来新就业模式的就业规模将持续壮大，数字平台提供工作岗位的规模依然会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但是这一模式存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首先，新的雇佣方式未纳入与传统模式并列的概念体系，这会导致新的劳动关系下劳动者和雇主的权责不明晰、社保体系不完善。其次，这种工作组织方式也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他的具体运行过程会跟随市场运行发生变化，未来会演变为什么样的工作模式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最后，新就业模式下工作技能偏低，不利于青年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不利于未来工业化社会需要的技能增长。这都是需要进一步考虑优化的问题。

报告提出了五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第一，关于工作岗位、就业、就业模式的概念界定，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二，为什么新就业模式没有吸收更多年轻人就业，未来若要着力改善青年人就业状况，新就业模式还需要做出哪些优化；第三，新就业模式目前还未像传统就业模式那样有相对成熟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关于平台雇佣关系的界定和相应权责不清晰，这将对政府进行就业管理提出怎样的要求；第四，新就业模式对就业的影响存在多条机制，在统计数据时，如何描述并区分这几条影响机制；第五，平台经济提供工作岗位的相关就业量应该如何进行定义和统计。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就业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传统的稳增长目标与稳就业目标出现了一些偏差。简单的GDP增速达标不意味着就业率的达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GDP就业弹性在逐年下降，增长永远体现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以及技术对于劳动力的替代上，从而导致增长带来的就业并没有特别多。所以就业的压力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经济复苏与就业复苏的不匹配性上。就业是一个旧问题，但是一个新统计。弹性就业出来后，在新业态新技术的推动下，就业的形势在疫情期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如何在新的统计口径里正确认识就业的问题和相应的政策，这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就是“稳就业”的主体，中小企业稳，就业就稳。而中小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订单的问题，这也要求政府不仅仅要少收，更重要的是要给予这些企业更细致的支持。一方面要给予相应的纾困基金，直接给予资金的补贴；另一方面是订单，一些大型企业、大型项目的政府采购订单能否在很大程度上针对一些小微企业展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立足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模式的转换以及新冠疫情和国际形势演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进行研究。得到三方面见解：首先，劳动力就业市场本身就是存量调整的问题。吸纳劳动力的部门和企业出现了变化，存量调整也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网络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电子商务对整个就业市场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冲击相当大，人工智能也给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带来了机会和挑战。在疫情冲击下，就业一方面受到了冲击，同时又有一些转换。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工作形态发生了变化。其次，劳动力总体需求是下降的，一些技术进步降低了劳动力需求，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最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结构性供给缺口。这些结构性的供给缺口不仅仅出现在高素质劳动力市场上，也出现在一些基层劳动力市场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认为总体来讲，复苏在就业和宏观经济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但也仍然存在不充分的情况。具体看对于提升就业尽管有一些有利因素，包括新就业模式的发展和部分人口进入退休年龄，但是我国今年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就业压力。就业需求在今年会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包括超过1000万的大学毕业生以及近500万的中专毕业生，还包括几十万的退伍军人和中学生。所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增速对于达到大幅提升就业这个期待还不太现实，劳动力市场实现供需平衡还有一定的困难。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表示奥肯定律中增长和就业间的关系未必是当期和即期的关系，可能在时间上存在着领先和滞后。从数据上能够看出，中国的调查失业率大概领先于名义GDP增速一到两个季度的时间。如果这种规律在数据上和历史上能够印证的话，大概率意味着中国经济特别是失业率，在今年上半年可能处于上升通道。原因在于经济整体下行的起点是在去年三四季度，按照过去的规律，我们能够感受到今年上半年滞后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从中长期看，诸如快递等新就业形式并非高质量的就业，中国的高质量就业毫无疑问是在高精尖、知识密集型的领域。另外就是现代服务业，包括医疗和养老。所以在中长期，还是要让微观主体预期的信心更加坚定，知道什么领域存在机会。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赖德胜对于我国就业形势的总体判断是能够延续过去几年的态势，总体处于稳定。原因在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弹性依然很强。第二点是从2018年底中央推出就业优先政策以来，最近三年出台了大量的促进就业的政策，并且中国有1.5亿户的市场主体，承载了我们的就业基本盘。但是实现就业基本稳定的大局任重道远，压力比较大，这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劳动力市场供需张力压力比较大，就业好与坏、就业目标高与低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关系。二是就业结构的问题。中央一直强调我们有就业总量的压力，但主要矛盾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供需结构性发生的偏差。三是就业质量问题。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对于就业质量的追求会影响到充分就业的实现。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编辑：王祯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