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田田

“信”，诚也。中国自古有“人无信不立”的说法。政信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础就是执政者与人民坦诚以待，相互信任。本文讨论的政信文化指狭义上的政信文化，即富民强国的家国文化和人民与国共赢的政商文化。“富民强国”思想是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核心，拥有悠久的历史，随着历史的长河不断发展，越来越趋于完善和体系。政信文化不仅是记录在学术古籍和经典著作中的思想，更是创富造富的指南针。历朝历代的官员与商人汲取政信文化智慧，实现家族财富积累和社会地位提升；执政者弘扬政信文化，扶弱济困，维护社会安定统一，与民共赢。

富民思想源远流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概括来讲，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中国，“富民”与“强国”两个词从来都是一起出现的。“国与民共赢”的理念贯穿了中华上下五千年，坦诚互信的政民生态背后，是中国延续千年的“富民”思想。

据考证，“藏富于民”的思想最早出现在商周时期。早在《尚书》中，就记载了“裕民”“惠民”的思想，《周易》中亦有“损上益下，民说无疆”的观点。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从不同角度对富民思想进行了阐述，自此政信文化开始茁壮成长。法家的核心思想是法制，以富国立论，注重富国强兵，兼有富民思想。管仲所著《管子》中有顺应民心、富裕人民的观点。执政期间，他既强调矿权国有，不容许私人染指，又提倡在政府的有效监督下，由民间去开采经营，通过人民和国家一起赚钱，调动群众开采矿藏的积极性。重视民生，不与民争利，治国必先富民，是儒家重要的政治理念。孔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也就是说，国家富强与人民富裕休戚与共，富国必先富民。孟子则更加重视民生，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观点，主张“轻徭薄赋”。他还建议国君分给百姓院落、田地，鼓励百姓按时耕作、勤于农桑，饲养家禽家畜，以保证日常的衣食需求。

历经春秋战国，儒家把传统的富民观点，丰富发展成为一种安邦治国的经济理论。因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思想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与学者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是政信文化的又一深远发展。

西方对“富民”的见解与中国类似。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将国家财富体系分为两个部分，国民收入和国家收入，二者财富拥有总量决定着整个国家的效用水平，富国裕民不仅是每个国家的发展目标，也是经济学体系的研究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民和代表着国家的政府是一个财富命运共同体。这一经济思想为当时欧洲发展奠定了一个自由的基调，孕育了代表着国家的统治阶级与社会私人资本之间自由结合的高效模式，由此实现“国与民同富”。

藏富于民，常富于民

藏富于民，即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分配中，让人民尽可能多地获得物质和财富，一直是中国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这一理念主要针对政府而言，一是要求政府不能与民争利，不能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要维护公平正义以规范财产分配；二是要求政府以民为先，以国家政策扶危济困，保障民生。

若要“藏富于民”，必应“常富于民”，即让人民生活在富足的环境，让人民“有其利、有其权、有其教、有其安”。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拜相，为解决“民足”问题，推行了“六兴之策”，即通过开辟田野，建造住宅，讲求种植，劝勉士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改善人民生活。除此之外，管仲以富裕国民为政策导向，利用国家行政权力推动土地改革，采取了“相地而征”的措施。管仲从共赢的角度出发，让人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国家再从红利中分利，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最终实现了人民富裕，国家强大的愿景。

古代先贤的治国理念与当今中国不谋而合。2021年两会，政府提出，“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工作之一是让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基本同步。清华大学许宪春教授指出，“这一举措的主要含义是政府不与民争利，以达到消费上涨，拉动内需的目的。越发达的国家，往往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越高。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中国一直以税收为主要调控手段，通过减税降费，提高税收的标准线还利于民。”

相较于“不与民争利”，“扶危济困，保障民生”对政府的资源调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今的棚改、廉租房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造，为解决人民住房困难、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模式早在唐宋就已经出现。当时的廉租房大多是政府与寺庙、道观合作，政府无偿划拨土地，善男信女捐赠建房资金，房产的维护保养费用从寺庙和道观的香火钱中支取。大都市的庙宇常有上千间客房，供应试的学生、出门的商旅和遭了天灾的百姓临时居住。

执政者想要长治久安，必须保障民生，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在仁政、德政的推行过程中，政府的信用不断增强，政信文化的基础也随之增强。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政府推动疫苗免费的举措就是实例。政府以国家财政支出为疫情兜底，既保障了民生，推动了社会复工复产的脚步，又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

气正风清，共富共赢

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良好健康的政商关系，立足当下经济新常态，更需要营造一个气正风清的好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以“亲”为血液，“清”为风骨。只有把“亲”“清”融入肌理，才是投身当下改革创新大潮的前提。对政府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

而封建社会受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商人地位低下，经商行为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商人若想富甲一方，免不了要和政府打交道，因此古代富豪中亦不乏政信文化的践行者。无论借助政府信用快速积累财富，还是获得垄断专营权成为巨富，抑或是富裕后积极参与国家战略工程获取名誉和地位。乐善好施，共富共赢始终是政信文化践行者口口相传的财富密码。

现代社会的运转更加讲求社会公平、法治、市场效率，经济发展也要求一个更加自由公平的市场环境，清末广州十三行式的垄断贸易不利于社会的公平，不可能重演。但依旧有巨大的资源和机会来自国家和政府，只有离资源更近，离财富才会更近。有一点真理是至今适用的，那就是利用国家或者政府公信力作为信用背书和支撑的商业活动及资本运作具有天然的优越性。企业与政府开展合作，建立坚实的业务联系，往往能够快速提升企业在民众心中的信用。

国家的迅速发展往往能替商业行为扫清障碍。西汉时期的卜式在家有余财后，出巨资助汉武帝北伐匈奴。他的这一做法，一方面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热血，另一方面为了是平定匈奴所能提供安定的商业环境，有利于自己农牧事业的经营。步入和平年代，在全球化的东风下，对于一个强大的国家而言，其公信力的影响范围必然会辐射到全球。巴菲特说过投资与国运息息相关，企业的发展亦应如此。中国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离不开中国国运的支撑，二者互惠共赢，荣辱与共。

如今正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阴霾仍在，中国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需要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评论文章称，这正是中国在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7.6万亿元后，继续大力推行减税降费政策的原因。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精准滴灌小微企业，降费减负等一系列助企纾困政策的落地表明了政府与企业共赢的决心。

政信金融与中国的国资管理体系

在政信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一种国家与私人事业以金融方式开展的合作在欧洲诞生，这就是政信金融的内核。政信金融是信用经济的组成部分，是政府为了履职践约、兑现承诺而开展的所有投融资活动，其实践形式包括政府债券、政府产业投资基金、主权财富基金、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等。其中，主权财富基金可以作为国家层面的资产管理工具。

在经过GDP两位数的高增长期后，中国成功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加之多年来的持续贸易双顺差带来大量外汇储备资产，使得国家资产管理成为一个大体量、高难度的体系性事业。为此,我国在2007年9月29日成立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属于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体系。具体来看，中投下设中投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中投海外直接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三个子公司，分别负责中投包括公开市场证券投资在内的境外投资及管理业务，对外直接投资业务，国有金融企业股权投资业务。其中，中投国际和中投海外负责国资的海外投资事业，中央汇金公司旨在通过对国内重点金融企业的股权投资来保障政府对国家核心金融体系的领导能力，维持国家总体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

中国的国资管理体系中，除了以中投为核心的主权财富基金之外，还有一个更元老的大将—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投”）。成立于1995年的国投属于中国第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与普通的资本投资企业相比，它除了投资获利之外，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即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投资导向、结构调整和资本经营的作用。其具体的投资领域包括以电力为主的能源产业，以路、港为主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行业，重点矿产资源产业，金融服业等。通过政府主导进行特定的产业投资，国投集团形成了聚焦经济命脉与保障民生的明确定位，在国家基建项目、特殊产业扶持、扶贫脱贫事业中有着极大的贡献，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有资本投资企业模式。成立25年来，国投集团积极进行企业改革，不断优化公司治理和经营模式，常年来的利润额位居国有企业前列，这也进一步显示了主要分布于稀缺行业、命脉行业、基础行业的政府主导的产业投资背后蕴藏着丰厚的获利能力。

在中国国资管理体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形式：政府产业投资基金体系。我国政府产业投资基金具体包括两大类，即政府自己出资管理的产业直投基金和政府与合伙人合作的政府引导基金。政府产业投资基金是我国国资投资体系中微观而又重要的一部分。通过政府出资，吸引其他来自政府、社会资本参与，以股权或者债权形式投资于创业投资机构并以此支持创业企业发展。这样一种政府投资体系是在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以资本国家队切实支持优秀创业企业的发展，对我国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创投行业是一个高风险和高收益并存的行业，政府产业投资基金通过引入合伙人的方式来进行风险分担，有效平衡了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也开辟了一套有效的国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