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邮电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吕廷杰
日前,由北京邮电大学与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数字化如何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与融通创新”线上研讨会在京成功举办。会议特别邀请了曾参与起草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吕廷杰教授, 吕教授以“5G时代的信息技术变革和企业数字化发展趋势”为主题作了精彩演讲。 吕教授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角度,及对将来可能带来的一些深刻的社会变革进行了预测分析。 本文章就吕教授的精彩发言摘录整理与大家分享。 以下是吕教授分享内容:
国家刚刚启动了“十四五规划”和去年一直推进的新基建这个话题,我参加起草了“十四五规划”的部分工作,今天跟大家谈谈国家为什么重视社会的数字化转型。
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靠三架马车,就是出口、投资、消费。布局“一带一路”,是希望通过“出口”拉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为国家社会经济成长做出贡献。但由于疫情情况还有某些国家保护主义的举动,导致了在短期内,我们出口驱动有所减缓。
现在,我们要用“消费”来拉动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发展。 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了我们人口数,是14.1亿。 我们的人口数是美国人口的4倍多,但是我们去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仅有美国的96%,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人的消费水平达到美国人的水平,我们的消费市场至少还有4倍以上的成长性。 消费市场成长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所以我们走向短期我们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用“投资”来拉动。 因为投资就得有项目上马,有项目上马就得有人参与建设,就有人挣到钱,就会消费,有了消费就会拉动正向循环。
“十四五”国家推出新基建,新基建和老基建区别在哪?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们投了四万多亿,这个钱就是老基建用途,当时比较多的进入到房地产和一些传统的产业。由于不缺钱,又形成盲目生产,也不管需求在不在,能不能卖出去,所以就造成后来一定的后遗症,例如产能过剩,库存过剩。 我们注意到“十三五”主基调是供给侧改革,去库存、去产能。 而“十四五”主基调变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
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我们来看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 我们国家这一轮投资的新基建有七大领域: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这七个领域特点是发力于科技端,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的带动,尤其是注重中长期价值配置,跟以往老基建有本质不同。 发力于科技端是非常重要的特点,另外又注重信息科技。 在七大领域中有四个领域与信息科技有关:5G是网络技术,帮我们感知和传递信息、大数据中心存储信息、人工智能加工处理信息、工业互联网利用信息。
从去年开始学界就有一个讨论,比如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魏杰教授说,我们将迎来新一轮的造富运动。为什么? 去年国家五中全会通过了我们的“十四五规划”,还通过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就是到2035年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目标是当年周恩来当总理的时候,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两会上,他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 他当时可能因为病痛,一只胳膊撑在讲台上发出强劲的声音:“中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希望这个愿景在我们有生之年见证这一天。 由于这两年疫情情况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出现下滑和负增长,而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就是中国。我们2035年中长期目标是什么? 2035年中长期目标其实是我们在民主法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乡村振兴、生态环境、科技创新、文化艺术、国民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创业、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等诸多领域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 所以说目标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这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它是一个非常艰苦的目标。
为什么说会产生新一轮的造富运动? 去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会11月份在中山大学开年会,发现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有一个规律,每20年左右会产生一轮造富运动。 第一轮造富运动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9年共21年。 在这21年中国产生了第一代富翁,这些富翁我们叫做体制造富。利用我们的改革开放,经营承包个体户、私有化、乡镇企业有一批人富起来了。 但这批人理论上还不是中国社会的脊梁群体,不是中国社会中坚的社会精英,往往是敢于突破常规的人, 例如下海做买卖的人。
第二轮的造富是2000年到2019年的20年,中国首富前15名排行榜,里面有网易丁磊,娃哈哈宗庆后,万达王健林,三一重工梁稳根,恒大许家印,阿里巴巴马云等。我们把这一轮的造富运动叫做产业造富,典型来自做互联网的,做房地产的,卖矿泉水的行业领袖。拿卖水这个事举例,水永远不需要找需求,水是世界第一大刚需的产品,人人都得需要。什么时候都得需要,而且没有人能生产水,所有人无非就是解决渠道,都是水的搬运工。 你怎么设计一个跟别人不同的渠道你就成功了。刚刚公布的2020年中国首富是钟琰琰,是农夫山泉的老板。
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市场需求。需求驱动了市场发展,我们想知道未来20年谁将成为中国首富,学界目前普遍认为是科技造富。 西方一个主要观点说,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将会有2个障碍。一个叫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就是你的双轨制,国企跟民营企业争利的事会产生巨大矛盾,导致你停滞不前。 现在我们首先看到双轨制没有给我们带来问题,而且我们现在发展还是挺好的。 我们说说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接近或达到一万美金的时候经济就停滞不前,不再成长。 有位西方经济学家说,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成长初期主要模式是资源输出(或者是叫人口红利), 资源输出就有枯竭的时候。 人口红利改革开放初期老少边穷地区的年轻人,在自己家乡拼命干活挣不了千八百块钱,然而到东南沿海深圳打工,干上几年攒一笔钱就可以回家盖房子娶媳妇了。
当时中国人力便宜导致中国一些小商品卖到全世界。 国外很多的商品,满目都是中国制造,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口红利。 这时候当打工者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以后,它的工资水平也提升了,他不满足于马斯洛人生需求定律的衣食住行的需要, 而逐步向上层需求去演进。比如说他要进行社会交往,所以他需要一部手机,他要参加社交网络的讨论,他要发帖子,要张扬个性希望有人点赞希望更人关注认可他。
所以当你走向高端需求的时候,西方国家的著名理论,也就奠定了贸易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的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就起作用了。 这个比较优势理论听起来比较正确,中国生产服装鞋帽,小家电,玩具有比较有优势,你就生产那个。 西方国家生产芯片、大飞机、发动机、电脑有比较优势,我就生产那个,咱俩一交换这就是全球化,贸易就有了。 大家都是物美价廉的东西,是不是听起来很好?这里面有两个误区。 我们中国为什么只做工业低附加值的产品呢?我们为什么不能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你要是生产了高附加价值产品,你不就内循环了吗,那你就不用买我的东西。我们走到高端制造业我们就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到现在为止世界近代史上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最成功的只有韩国,其他亚洲四小龙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有人说中国已经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我们人口去年14亿多一点,我们的GDP折合成美金是15.6万亿美金,除以14我们已经突破一万亿美金,我们还在正增长。 在疫情情况下预测今年是8%,所以西方对中国真的没招了。我们怎么突破的?
今年年初,工信部公布中国手机用户数15.9亿部,将近16亿部手机,在社会上用。统计表明中国人平均每18个月,一年半换一部新手机,平均每年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新手机数量不少于10亿部。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华为、小米、OPPO、VIVO这样的国产手机制造商,我们依然在买诺基亚、摩托罗拉、苹果、三星的手机,一部手机让他们赚走100块钱,光手机这个高端消费品,他们西方国家就要从中国市场一年拿走一千个亿,而今天这个钱他们拿不到了。 我们怎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很简单, 通过走向高端制造业,这样我们就内循环了。
在低层次的消费市场,我们可以在国内卖国产东西,在高层次消费市场,甚至我们还要生产大飞机等,我们就能买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把钱留在中国,不让别人薅羊毛割韭菜,就是我们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东西。 我们现在走向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是科技创新, 所以说未来20年是科技造富20年。
在信息创新过程中, 科技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十四五”规划和中长期发展规划中,主导推进我们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一个重要原因。 谈信息化、信息经济, 就谈到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一本书叫《第三次浪潮》, 他指出人类文明正在进入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农业文明出现,我们发现了物质资源,我们利用它开发了铜器铁器,社会生产力三大要素:生产资料、生产者、生产工具。 其中当生产工具发生了变革,我们有了锄头和篱笆,种的粮食吃不完了,生产能力提升了,我们产生交换需要,我要用一袋子米换你一只羊。大家都不方便,又出现了货币,一般等价交换物货币。 我先把米换成钱,需要的时候再买羊等等,所以人类文明进入到农业文明时代,就有了市场,有了货币。那个时代中华大地是非常富足的农业文明地区。
接着,人类迎来工业文明时代。 这个时代人类开发了一种新的资源叫能源,开发了一种新的劳动工具,叫动力化工具,这种工具只需要人来操作它,并不需要人的力量驱动,所以我们开发出了蒸汽机、电力、机床、汽车等。汽车比人跑得快,起重机比人的力量大,所以进入到一个高度的工业文明时代。 而在这个时代,中华民族是落后挨打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就是工业化的国家来狂碾中国这个还停留在农业时代的国家开始, 1894年甲午海战到《马关条约》重新定义了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在这之前的历史上,日本从来都不是中国的对手,但是从甲午海战以后中国一直被日本欺负。到二战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偌大的中国这么多人口,我们居然毫无招架之力。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日本早已经高度工业化。
工业文明的到来拥抱最积极的国家是大英帝国,所以它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殖民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国家,当时有人把它叫日不落帝国。 我们看到这个过程,这就是工业文明国家对农业文明国家进行了降维打击,完全跟它不在一个维度上,竞争工具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问题的本质。
我们中华民族还有没有崛起的机会?我们的机会在于信息文明的出现。 托夫勒指出人类发现一种新的资源叫信息,我们把对人有用的信息叫知识。 由于我们每个人获取信息的能力有限,因此我们开发了一种新的劳动工具叫网络。网络可以帮我们轻而易举的获取信息,然而我们又被信息的海洋所淹没,我们找不到对我们有用的知识,因此我们开发了一种新的劳动工具叫计算机。计算机的作用是帮我们加工处理和提炼有用的知识,所以托夫勒预言未来社会发展将进入到第三次浪潮 -- 第三次文明时代 -- 叫信息文明时代。在信息文明时代,一个国家和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它运用网络和计算机的水平。 如果你拒绝拥抱信息化,对不起,你将被别人降维打击,因为工具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要推信息化的核心。
很多人在研究中国怎么可以改革开放40多年,迅速的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人不能理解,很多学者各界都在研究。 中国已经升维到信息化的社会结构上,我们要继续沿着这条路,因为信息化是中国四个现代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倍增器、加速器,这才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迅速的第一大原因。 就像当年英国拥抱工业化一样。 这是我们讲信息化、数字化的必要性,你只有这样做你才能在同样的发展环境中实现超越,这是加速器。
在推进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时期, 如果企业意识不到这一点,你就无法理解你的企业未来机遇在哪。我作为中国信息社会50人论坛的轮值主席,认真研读了美国麦肯锡公司、埃森哲公司的一些报告和历史著作,我想把我的结论分享给大家。 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教授Don Tapscott,他在1995年出了一本书叫DIGITAL ECONOMY,当时他是很小众的观点,但是这个教授很厉害,他十年一部经典。 2005年出了一本书叫《危机经济学》,人们重新认识了他,把他称作数字经济之父。2015年他又出了一本书叫《区块链革命》,他出这本书的时候当时没有引起人多人关注,后来在第二年1996年他的书第二年,美国极有影响力的学者--麻省理工大学的尼葛罗庞蒂教授出了本书呼应了他,叫 《数字化生存》, 尼葛罗庞蒂是搜狐的天使投资人,也是张朝阳的导师,张朝阳就找人把它翻译成了中文,这时候就引起了包括美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密切关注。 为什么叫数字化?后来美国政府率先接受这个词是2000年4月,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一个报告,出现了数字经济的内容,从而奠定了数字经济的概念。
我们国家是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主导起草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那时候开启从上到下国家领导人、企业各界都开始采用数字经济这个词。包括习主席多次讲话讲到发展数字经济,打造数字中国。
到底什么是数字经济,例如,很多人喜欢自驾游。 过去自驾,大家讨论去哪,然后在地图上划,从这个镇子拐弯在哪吃中午饭,也许路上出现交通事故,道路修路往哪走不知道了,因为我们没有信息,效率非常低,经常无用功瞎转。后来有了GPS、卫星定位,现在我们只需要用导航APP,把要去的地方输入,走起来就会有方向。 这就叫信息化。信息方便了我们使我们更快捷,更有效的去工作,这就叫信息化。
而数字化是什么?数字化是信息化的高级阶段,又叫后信息化阶段。再过五到八年,我们再旅游,我们只需要坐在车上,不需要我们做任何操作,车自己走这就叫数字化。 所以数字经济的本质是智能经济,也就是IBM总裁提出的智慧地球的概念。有人说为什么叫数字化? 是因为在信息中可以分两大类,一种是人很理解的结构化信息,图象、声音、视频。 但是如果以后都是机器工作,人没有在工厂里,所以7×24小时不打烊,可以不休息,不需要开灯,因为他是靠传感器工作的。机器操作的指令核心驱动的东西是新的要素,是数据。它是一种结构化的信息,它不是我们人理解的,所以有一种人工智能的技术叫认知计算。就是把人理解的东西翻译成机器能理解的,让机器去干活。可能有人会说,人都从系统中退出来,黑灯工厂,自动驾驶,人干嘛去?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深刻社会学的东西,一定会出现第四产业。
其实早在工业文明到来的时候,曾经有大量人下岗引发了金融危机、世界大战。因为下岗了,挣不到钱,效率再高没有人买东西,经济萧条就来了。后来出现第三产业服务业,一个工人在岗上,顶10个人干活,所以他的工资翻了十倍,所以为什么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工资那么高?工业化的结果。 效果的提升,一个星期休一天变成修两天,一年有一个月假期,挣那么多钱他会干嘛?他会休闲、度假、旅游、消费。所以那些下岗的人逐步发现可以做服务业,挣到钱的工业岗位的人,把钱流通到服务业,形成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社会就形成一个循环。 所以任何怀疑人工智能创造的工作岗位远远少于它消灭的工作岗位,它要替代人这种怨天尤人完全没有必要,一定会出现第四产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趋势,社会正在向一个高度数字化数字经济的领域发展。 这种发展我是在2013到2014年写了一本书叫《移动的力量》,当时凯文凯利、德国提出工业4.0的梅内尔教授都给我提了序。 我在中国互联网大会主会场签字售书, 当时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想写这本书? 我说因为我们关注到2013年6月美国通用公司的工业互联网报告,2013年9月德国工业4.0建议,和2014年元月英国财经杂志的产业互联网报告等趋势分析, 我们想尽快告诉全社会,互联网一个再平衡过程正在开启。
如果说第一代互联网应用就是桌面办公互联网;第二代互联网应用就是乔布斯用苹果手机和APP所重新定义的消费、娱乐、玩的社交的移动互联网;今天的互联网3.0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这就是让互联网广泛拥抱实体经济,成为所有传统产业、传统企业的劳动工具。我们这本书出了半年以后,总理在两会上发布一个演讲,他说社会各界要密切关注,互联网正在从消费互联走向产业互联,走向它的下半场,总理把它称之为互联网+时代,也就是后互联网时代。所以两会开完我们这个书卖的很火。
华为每年有开发者大会,前年开发者大会宣布鸿蒙操作系统上线,2015年任总请我去做了一次演讲,让我讲这本书,当时我就讲数字化转型。 科技一直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其中有四大科技功不可没, 这就是蒸汽机带来工业1.0, 电力带来工业2.0, 计算机带来工业3.0,互联网+人工智能将带来工业4.0。然而今天的“互联网+”还远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它主要还是消费和娱乐。 这就有如电力伟大发明如果用在家电照明,当然会方便我们的生活,但是影响力有限。当有一天电力走向了所有的制造业,这场革命大幕就拉开了。因为5G的到来,更多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今天我们正在这个风口。
我们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一定会为企业带来高效,但是同时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个挑战,也是我们在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认真应对的,我们只有走一个良性的发展,才能循序渐进地以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作为抓手,提升企业的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提升整个社会的发展的速度,从而实现我们中长期的发展目标。
数字化转型是今后十年的趋势,各个行业都值得创新尝试,趋势大于优势, 中国目前的发展验证了这件事, 我们要继续拥抱数字化,实现中长期的发展目标,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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