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1年第一季度）于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本期论坛聚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助力需求侧改革”。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许宪春、毛振华、李实、赖德胜、赵忠发表重要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教授赵忠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报告提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存在三种基本情况：一是收入不平等严重，且不平等程度长期高居不下；二是劳动收入份额有改善，但占比仍然较低；三是城乡差距显著，低收入家庭尤甚。

报告提出，从收入不平等的结果看，主要由以下因素造成：1、经济体制转型的因素。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要素配置方面，市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收入分配从“大锅饭”体制向市场激励体制转变，资源配置和要素回报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而这一转型过程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2、制度因素。城乡收入差距背后最主要的因素是户籍制度。区域差距更多表现为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归根结底也是制度因素在起作用，再加上不同所有制形式和劳动雇佣制度造成不同所有制群体和不同雇佣制度群体存在同工不同酬的情况，这都增大了收入差距。3、个人和家庭因素。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必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政策在个人和家庭禀赋以及人力资本培育中没有发挥空间，事实上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初等教育均等化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公共政策工具，这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必然意味着劳动收入份额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报告强调，技术进步对我国的收入分配带来了新挑战。机器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自动化正在颠覆劳动力市场，目前的技术进步多是非中性的，主要是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早期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与体力劳动者相互匹配，提升了体力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而信息技术革命的进步更多偏向于脑力劳动者，这会加大技能带来的收入差距。

此外，报告还强调老龄人口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影响不容忽视，这是因为当前社保体制以第一支柱（基本社保）为主，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发展并不充分，导致养老金替代率难以达到较高水平，中等收入群体在退休后有可能会滑入低收入群体，再加上老龄人口具有支出不稳定、医疗支出负担较高等特征，家庭的养老压力也会传导到正处在劳动年龄的收入群体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以及低收入群体都会受到老龄化带来的压力。

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措施方面，报告建议，第一，抓住农民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帮助农民工尽快完成市民化；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民工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赋予农民更多就业选择；提高农民工家庭的保障性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以长远眼光提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质量。 第二，借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高收入水平。第三，提高劳动份额，改善初次分配格局。第四，完善社保体系、稳定收入和支出预期、降低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第五，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技术进步和人口老龄化的潜在冲击。应适时适应技术变革时代的人力资本战略；再次强调优化发展模式；完善相关财税社保政策；系统性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鼓励生育政策、采取多重措施延长人口红利、做大做强养老制度中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在科技政策上要推动与老龄人力资源互补的技术创新、发展银发经济。

论坛第二单元，各位专家就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助力需求侧改革发表了重要演讲。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赖德胜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命题。他表示，中等收入群体有很强的成长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占比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还不够高，发展水平还不平衡，根基也不牢靠。他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是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首先要稳住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要夯实基础，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韧性，避免中等收入群体向下滑落；其次，要使更多低收入群体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无论是稳定现有规模还是扩张新的中等收入群体，就业都是关键。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实认为，当前我国提出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很大的背景是要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实现共同富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一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偏低，二是收入差距处在居高不下的状态。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他表示，不考虑中国的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而是把全球的一个标准用来测量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把全球总人口的收入分布的中位数确定下来，按照这个中位数的60%-200%作为一个收入区间，用以确定各个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按照这个标准，他认为，中国有30%左右的人群处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印度可能只有10%，美国可能会超过70%。在收入差距方面，他预测我国的收入差距处在高位波动的状态，有几年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幅度较小，近几年又有所反弹，预计未来仍会处于交替上升下降的波动状态，不会处于长期稳定的下降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收入分配都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关于收入分配调整政策，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建议：第一，抓好应对疫情过程中的收入分配调节问题，对低收入工作岗位的流失情况予以关注。第二，在内循环和扩大内需方面要尽量考虑提高劳动者报酬。第三，在再分配领域中要聚焦公共政策方面的改革。在公共支出改革中，要注意把公共设施作为社会安全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税收领域中进一步出台彰显公平的制度，首先可以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其次要更为规范地减免个人所得税，地方政府将减免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作为吸引投资的手段，这是显失公平的。在公共政策改革中，一方面要鼓励创收创富，另一方面还要严格房地产交易中的相关税种征收。在社会安全网建构中，要综合考虑养老、教育、医疗等问题。当前教育的不均等化给未来收入分配调整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养老、医疗方面也迫切需要改革，比如养老方面可以适当延长退休年龄。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主要分析了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及其对我们的一些启示。他认为，目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中存在几个关键事实：1、从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再次加剧。2、中间阶层的空洞和中产阶级的消失可能是这一轮收入分配变化中的重要特征。3、从世界各国经验看，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挤压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4、世界收入分配在高收入阶层的变化趋势十分相似。5、财富两极分化开始全面抬头。6、工资差异出现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创新型国家。7、税收等再分配手段在不平衡中的作用全面下降，甚至一些再分配工具成为不平衡的来源之一。8、对高收入群体征收税收越来越难。对富人征收实际税收率下降十分明显（创新者和高资本所有者更具有流动性和避税能力）。9、在不平等产生的几个环节中，生产环节更容易产生，这与技术革命和生产方式变革密切相关。10、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对于不平等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他表示，我们必须要思考各国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前瞻性地研究这些问题，争取利用我们的制度优势来为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提供“中国方案”。针对于收入不平等问题，我们需要理出新思路，未来15年应当借鉴过去40年全球收入不平等现象中呈现出的新问题、新规律、新理论思考、新实践举措，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对2021年宏观经济发展进行了展望。1、受2020年基数的影响，2021年一季度，预计GDP增速较高，全年呈前高后低走势。2、第三产业有望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20年批发零售业的全年增加值下降1.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仅有0.5%的增长，住宿和餐饮业大幅下降了13.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下降了5.3%，这些受疫情冲击比较大的行业在2021年或会有较大的上升空间，第三产业可能会成为拉动2021年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3、消费可能恢复对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作用。“十三五”期间的2016-2019年，整个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是61.1%，也就是六成以上的经济增长是由消费贡献的，四成左右是投资拉动的，净出口需求在“十三五”前四年则是负向拉动的。4、投资需求将保持稳定，出口在上半年仍可能保持强劲增长。投资需求方面，因为政策不会急转弯，因此对经济增长会保持较好的拉动作用；出口方面，因为中国疫情控制情况较好，而目前我国主要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的疫情仍比较严重，所以2020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保持了比较好的增长，今年年初的数据也表现出这种势头，因此出口会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