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于线上举行。本期聚焦“央行数字货币的全球趋势与政策启示”，知名经济学家黄益平、张明、邵宇、邹传伟、宋科联合解析。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宋科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指出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两个核心特性是法定性和数字性，并不限制具体发行方式和所用技术。自2008年比特币的概念被提出后，关于数字货币的讨论主要分为三轮，第一轮是关于比特币能否成为新一代法定货币，第二轮是Libra推出后关于超主权货币的讨论，是否有可能出现eSDR功能货币，第三轮是当前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讨论。就概念界定而言，可将数字货币按照三个维度来进行划分，即是否以数字化形式存在、是否由央行发行、是否使用区块链、密码学等技术。其中，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特征为：一是数字性，二是由央行发行，但并不限制所用技术。

报告分析了央行数字货币的全球趋势。各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动机各不相同，主要可以划分为四类。第一，抵制别国经济制裁，争取货币主权，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第二，提升支付效率，改善现有交易体系，特别是随着第三方支付冲击现有金融基础设施和支付体系，各国央行加快研究央行数字货币。第三，维护中央银行地位，应对货币形态变化。从货币形态的演进来看，从早期的金属货币、纸币等实物货币到现在的数字货币特别是央行数字货币，技术进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客观需求在货币形态的演进中也至关主要，很多货币形态首先在民间产生，然后才为官方所采用。比如，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于1023年在中国民间诞生，此后随着官方发行了“官交子”，纸币才逐渐进入了国家信用体系。当然这一过程也隐藏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印刷术和造纸术的技术进步。当前央行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民间数字货币对于央行地位甚至央行货币的冲击，才开始对央行数字货币进行研究和试点。第四，增强政府对金融的监管，维护金融稳定。

从央行数字货币全球进展来看，2020年10月，BIS等发布《央行数字货币：基本原理和核心特征》报告，报告显示，目前全球80%的中央银行参与了对CBDC的研究，其中一半的中央银行同时关注了零售型和批发型两个方面。全球40%的中央银行已经从概念研究发展到试点或概念验证，10%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试点运行。BIS（2020）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7月中旬，至少有36家中央银行发布了零售型或批发型CBDC较为具体的工作，基于现金数字化开发的零售型CBDC占比更大、发展进程也更快，其中委内瑞拉石油币、瑞典电子克朗（e-krona）、新加坡Ubin项目、数字美元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委内瑞拉石油币是在国际石油价格暴跌和美国制裁使其本国GDP萎缩并面临恶性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推出的，但并不成功，这主要是因为基础设施不到位、严重的技术问题以及国家信用问题，最终导致了石油币剧烈的单边上涨。瑞典等北欧国家在无现金或少现金推进中发展较快，现金仅占瑞典消费额的2%，无现金化程度较高，在此背景下，瑞典电子克朗的发行主要是基于对M0的替代，开发需求较大，并于2020年2月开始测试。新加坡Ubin项目是典型的批发型CBDC，主要是将分布式账本技术应用于银行间市场，以提升结算效率，目前已进行了SGD数字化、国内银行间结算、基于DLT的DvP结算流程、跨境结算支付、生态系统协作等五个阶段，进展较快。数字美元由数字美元基金会和埃森哲共同发起，以创造出一种代币化的数字美元，目前主要由民间来开发，美联储还没有计划在短期内推出央行数字货币，但相关研究也在进行当中。

从中国数字人民币的进展来看，自2014年央行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以来，在相当一段时间进展有限，今年以来数字人民币发展提速。随着新冠疫情推动了非接触式金融的发展，支付中对现金替代的重要性凸显，数字人民币迅速进入试点阶段。数字人民币属于典型的零售型CBDC，零售型CBDC分为直接CBDC、混合CBDC、中间CBDC、间接或合成CBDC，数字人民币主要是混合CBDC。在架构选择方面，数字人民币主要是央行直接负债，中介机构负责零售支付，中央银行保留所有交易的中央账本。在技术选择方面，数字人民币是技术中性的，传统基础设施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均有。另外，数字人民币是“账户松耦合”，央行采用基于代币、半账户和账户的混合支付工具。对于小额交易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匿名，对大额交易要求实名验证，而匿名性命题可以改变对现金的使用逻辑。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如果数字货币仅替代M0，那么其影响相对有限。考虑到反洗钱和非匿名化等问题，数字货币的推行会对监管层面带来一些帮助。如果数字货币对现有货币体系进行替代，M1层次尚可，到了M2层次，商业银行的派生层次全部由央行来决定，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货币究竟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如果货币全部为央行数字货币，理论上它是外生的，因此需要关注央行货币投放扩张到什么程度、整个政策扩张到什么程度，但实际上我们知道M2与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和抵押物密切相关，所以它又可能是内生的。由于中国对M2总量进行管控，所以若现在双层投放的框架没有变化，仅仅用它来作为高能货币的一部分，则货币膨胀能力是比较有限的。总结来看，短期而言，如果数字货币是替代M0的话，产生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如果替代M2的话影响会很大，影响的路径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双层次架构和央行之间的反应过程，以及以什么作为货币管理的主要抓手。另外，数字货币可能有一些想象不到的功能，比如财政转移支付等，这些可能在未来实现，也会改变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

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认为，零售型CBDC可替代现金，批发型CBDC和存款准备金是同等地位的。包括我国在内的主要央行数字货币都是基于100%准备金发行，发行过程中对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仅有内部结构调整，并不会有扩表效果。目前各国央行的数字货币发行基本上都收敛到了二元模式，即从央行到商业银行，再到普通民众，未来央行数字货币延伸到M1、M2的可能性非常小。在货币政策方面，可否通过央行数字货币实现负利率，甚至把央行数字货币利率作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从国际实践来看，不管是批发型还是零售型数字货币，主要倾向于不付息，这与现金很像，而且现金会和央行数字货币长期共同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央行数字货币实现负利率，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现金挤兑问题。关于账户型货币和Token型（代币型/价值型）货币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中心化管理、实名制、交易层级三个维度上。目前来看，批发型CBDC不会对货币和宏观政策造成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零售型CBDC是国际上研究的热点，其影响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零售型CBDC清结算的制度安排、如何发挥市场私人部门的作用，以及境外用户将来如何持有和使用零售型CBDC，这些问题隐藏着丰富的政策涵义。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指出，目前市场上对于DCEP在短期内能够发挥的作用的预期过于乐观。第一，在双层体制下，由于商业银行的机制有其自己的偏好，未必能如央行所愿将流动性传递到特定主体手里，因此DCEP的推出未必能够显著提升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第二，要想让数字货币更好地发挥结构性功能，就意味着要把这部分数字货币直接送到中低收入群体、中小微企业等主体手中，但事实上这是财政转移支付功能。所以说，除非把数字货币作为财政政策转移支付的最终载体，否则数字货币很难通过常规渠道强化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功能。第三，数字货币可以提高支付的便利程度，但支付便利程度绝不是衡量一国货币国际化程度最重要的指标，DCEP的推出能否显著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是值得怀疑的。第四，能否建立一个跨境的支付清算网络，关键取决于中国实体经济、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期望单纯的数字货币就能改变这一切，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DCEP的推出也很难有效降低我国对SWIFT系统的依赖程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指出，在2019年6月18号Facebook发布天秤币（Libra）白皮书后，各国央行开始加大对于数字货币的推动力度，简单一个词总结就是“竞争”，包括CBDC与加密货币、稳定币的竞争以及各国之间的竞争。数字货币能够直接发挥的最主要的功能是支付，在短期内很有可能对现有的支付手段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对商业银行脱媒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一定程度上的脱媒是有可能的。从更为长期的视角来看， 我们需要关注将来的大数据收集分析和数字金融业态的发展，以及数字货币对于货币政策的形态和作用机制的改变。就数字货币在金融稳定方面的影响而言，数字货币使得完全意义上的匿名不复存在，有利于反洗钱、反腐败工作的推进，但其应用也不排除会出现新的风险、新的漏洞。在数字货币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本身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机制、制度作为支持，货币数字化并不意味着成为国际货币。但在数字人民币落地之后，数字货币是否有利于推动跨境贸易、跨境结算和跨境投融资，在局部范围内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否会使得将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略有改变，这都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