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向世界发出了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的豪迈誓言。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和政治稳定奇迹。今日中国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行至民族复兴关键一程。展望未来，如何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快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布局，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顺利实现。

11月2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联合举办的“中国之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大型研讨会”在京举行，诸位专家学者一同研讨“中国之治”。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致辞中表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围绕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展开的一系列的制度建设的全面总结，深刻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刘元春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仅是在总结历史，更重要的是开创新时代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进一步地打下制度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杨开峰表示，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是一份纲领，更是一个号召，号召人们认真学习、理解、应用、转化、推进。他认为，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特别是公共管理的研究者来说，一方面要全面、深入、准确地理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理解它的立场、逻辑、体系、方法、标准，用于指导我们的研究和教学。另一方面，要对决定涉及到的具体的制度建设问题、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主动研究、建言献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说，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能力的前提性的指标是政治认知力。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关于政治发展规律的一种能力保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建国70年左右的时间将我们的制度基本定型，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19年出台了关于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决定。这是我理解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熟和政治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刘旭涛对国家治理内在逻辑提出三点看法：一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是关于国家权结构运行的中国话语体系；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形成逻辑自洽的内在逻辑结构，理论上说得清，实践中走得通。三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仍需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孙柏瑛认为“共同体”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定是个体与群体生活的产物，也就是说个人离不开社会。二是指他们在整个利益的分解或者是利益的协商过程当中有共同规则和平等地位，也共同担当着治理的资格和使命。共同体的含义实际上就是解决“谁来治理、治理什么、怎么治理”这三个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匡文波从坚持完善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视角，探讨了这一议题。他强调，这些年来，中国在网络治理、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家治理体系跟新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5G时代有海量的信息数据，以视频为主的社交媒体使用越来越频繁。这给国家网络舆论引导提出了新的思考：一方面，网络治理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起更大作用；另一方面，如何在保护公民隐私的情况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张定安从行政管理学科整体的角度，阐释了下一步研究的重点特是放管服领域的研究。他指出，学者要研究中国特色行政管理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他强调，政府自我治理体系的研究，须更多地关注经济学视角。十九届四中全会为研究行政管理提出了很多重大问题，例如建立职责清晰、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预算管理，战略规划，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提升行政效能，理顺央地关系等。“放管服”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政府服务应在“放”和“管”的基础上建设人民满意的“服”。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俊生对国家治理作了深度思考。他解析了党和国家权力的三层九权架构，指出最上层是中共中央领导权，第二层是是人大立法机关的立法权，中共中央和人大之间是政协参政议政权、民主监督权，左边是国家主席的权力。第三层是人大产生的五个机构，国务院的行政权、最高法院审判权、最高检察院的检察权、国家监委的监察权、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权。中国之治就是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70年来，其基本框架确实没有变，一直在重组和重构。

中国人民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冯玉军概括了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八大特征：第一，从领导体制的角度来看，“中国之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各部门分工负责，各地区、各地方、各区域统筹兼顾，协作互动的民主协商型的治理。第二，从实现方式的角度来看，“中国之治”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权利主导型的治理。第三，从价值目标的角度看，“中国之治”是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的治理。第四，从制度形成的角度来看，“中国之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归化的建构型制度。第五，从制度运行的角度看，“中国之治”是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改良型的治理。第六，从绩效评估来看，“中国之治”是注重实验与推广、以点带面的后发学习型治理。第七，从思想文化背景角度看，“中国之治”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交互影响下的混合型治理。第八，从治理的格局角度看，“中国之治”用法律的话来说就是“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性治理。

国发院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林坚从社会体系工程的视角研究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法论。他认为，社会系统工程方法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方法。社会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包括总体设计方法、实验法、协同方法、调查研究方法、理论思维方法、决策方法、复杂性方法等，将对国家治理起到重要作用。他指出，要注意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耦合性。推进治理现代化，应包括总体性、系统性原则、主体性原则、自主性原则、开放性原则；要区分不同的层面、理论、方面，引用系统性、复杂性思维。

国发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MPA中心主任刘鹏用四化一体概念解读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系的建设之道。一体是人民满意。四化，一是一体化，包括党政一体、行政体系内部一体化；二是简约化，包括简政放权、放管服、营商环境优化、简化行政执法。三是效能化，包括严格编制管理、扁平化管理。四是分权化，即行政分权。

国发院院长助理、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探究了国家治理的技术与技术的国家治理。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各机器之间一方面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相互学习和适应。国家治理机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导向器，确定方向；第二是探测器，探测方向是否正确；第三是控制器，控制方向；第四是缓冲器，如何减震缓冲、抗风险。技术的国家治理，一方面是技术如何赋能国家治理，一方面是如何因应技术对国家治理的复杂挑战。他强调，中国之治的智慧可传播和介绍给其他国家和地区，让他们也认同、吸收和借鉴中国模式。

国发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吕兰婷从公共卫生管理的视角探讨了这一议题。她认为，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卫生医疗领域有一个重大理念改变，提法上将公共卫生改为健康，把公共参与度提升了上来，提到了各方参与的角度，而不仅仅是服务提供方的事情。健康中国建设，从治理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和医疗服务领域，回应社会多样性、多元性发展的需求。公共卫生领域的国家治理，仍须加强各方主体参与和明确分工。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建忠阐述了加快人才制度和政策创新的思想。他认为，人才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词。十九届四中全会认为，我国有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这个结论是非常新的。他强调，中国从西周开始把选贤任能作为我们治理的重要道德标准或者是治世的指标体系，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式治理的重要理想范式是“群贤毕至，野无遗才”。人才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当中的特殊主题，可能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我们的人才问题和政治合法性、政权的执政地位有关；二是治理有效性，人才是重要的保障。

国发院青岛分院院长张楠迪扬以“中国之治：政策执行”为题做了分享。张楠迪扬认为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要面向。四中全会强调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有效的执行力是确保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支撑。基于自上而下多级政策执行的实证研究，张楠迪扬认为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有些重点改革领域政策执行的顺畅程度仍有显著提升空间。目前我国在各地实行的督查机制、第三年方评估等是宝贵的探索经验。如何增强并内化地方政策执行者的执行动力，破解“委托-代理”难题，是未来理论和实践界需持续探讨的话题。

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振民认为，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在于不仅要破解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治理体系的问题，也要解决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没有回答的执政周期律问题。他认为，自1982年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以来，法治建设最大的成就，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成就，就是坚持一部宪法不动摇，保持宪法的权威、连续、稳定，在这个基础上，对宪法进行一些修改。展望未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坚持法治，坚持宪法，在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对宪法的修改，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果稳定好。成熟的政策上升为法律，重要政策上升为宪法，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未来发展的方向。

国发院国家治理中心研究员夏璐阐述了重拾高能国家的历史资源。他强调，从秦朝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高能国家，持续不断的财政汲取能力是高能国家的重要表现。他认为，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不能沿用西方标准，尤其是应对于所有的三权分立，应该开宗明义地公开批判。夏璐研究员提出了政治整合力的概念，认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要看到治理有效性、合法性的问题。

国发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主任王丛虎教授阐述了公共资源交易领域里面的治理能力。他首先阐述了公共资源交易的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接下来从制度形式、制度内容趋势、制度内容约束力等维度，分析了公共资源交易治理体系。他强调公共资源交易领域里面的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执行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自我治理能力。最后，王丛虎教授指出，公共资源交易的现代化的评价标准、现代化指标体系仍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