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春节回家探亲，回乡见闻、乡村见闻等又多了起来，虽然今年总体不如前几年篇幅多，但观察和分析更趋理性，比如对于城乡之间贫富差距、产业发展等有了更多角度的观察，在一些机构的提倡下，一些证券行业分析师、博士等的观察，更加冷静和深入，而且更针对具体的现象和问题。

乡村收入低、城乡贫富差距大，几乎是所有问题的重要根源。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团队经过30年的跟踪研究，发现全国收入差距由三部分构成，一个是城乡之间，一个是城市内部，一个是农村内部。这三部分只有城乡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而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

李实指出，城镇最高10%的人群收入和最低10%的人群收入比率，2007年是9.2倍，到2013年增加到12倍。农村这一比率在2007年为11.2倍，到2013年上升为12.7倍，都在扩大。这进一步说明了全国收入差距缩小，是来自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

不仅收入差距在扩大，居民财产分配差距在急剧扩大。最穷的10%人群，2002年占用的财产份额在1%左右，到2013年下降到低于1%；其他财产人群相对份额也都在下降；而2002年最富的10%的人群占有的财产份额是38%，2013年则达到48%！

再具体分解城乡的财产收入，看财产分配差距多大程度上来源于城市、多大程度来源于农村，多大程度来源于城乡之间。2002年城市和农村内部大概占77.5%，城乡之间是22.5%，到2013年城乡之间上升到25%。这一期间城乡之间财产差距是在扩大。

李实指出，比较2002年和2013年财产分布和收入分布之间的关系，2002年财产分布和收入分布之间的联系不是那么紧密，但到了2013年，这个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表明财产分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越是收入高的群体，财产增幅就越高，这说明高收入带来较快的财产增长，而财产增长比较快的人群又会带来更多的收入，形成了收入影响财产，财产影响收入的循环过程。

为此，李实认为，必须要考虑要有一些再分配政策，来缓解不断扩大的财产差距，缩小收入差距。

据其介绍，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有一套成熟的再分配政策。而我国的再分配政策和发达国家相比，在调节财产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力度是比较小的，没有起到再分配的作用。虽然我们在不断呼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但是改革的进度、力度还是不够。这里面有利益问题，一旦涉及到再分配和利益调整问题，有些利益部门和利益群体肯定会起来阻碍改革进程。

他强调，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各种收入保障政策包括住房政策，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不是通过一项政策就可以改变这样的收入分配格局，所以改起来确实比较难。

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李实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方面提出的建议。

他指出，从收入分配过程来看，首先是初次分配问题，其次是收入再分配问题。所以解决问题的思路，首先要关注初次分配中是不是存在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些制度性的因素，或者有没有一些政策偏差问题。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机制。劳动力如何获得合理劳动报酬，很大程度上和市场有关系，为什么有人获得的多，有的获得的少？有没有一个公平的收入决定机制？我们几大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都不是完善的，更不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市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毛病，有市场扭曲的问题，有市场不完全的问题，还有市场垄断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在无形当中直接地、间接地扩大收入差距并导致收入分配不公。

现在劳动力市场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户籍制度。农民工进城基本上就是二等公民，有些部门在就业进入上相对来说放松了一些，但还存在部门、岗位进入障碍的问题。农民工享受的公共服务受到很多限制，这些问题都在影响收入分配结果。如果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能够及时推进，让农民能够从土地交易中获得更多好处，农民收入不至于这么低。总之，我们的要素市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我国长期以来是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农民进到城以后造成一个供求不平衡，我们缺乏能够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社会组织，在社会保障上为工人和农民工说话，所以在整个初次分配领域当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建立更好的制度安排，建设更加公平的市场。

再分配方面，如何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调节高收入人群收入，通常有以下一些思路：

一是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要提高保障水平。低保的实际水平很低，农村低保金相当于实际收入和低保线之间的差额，这部分低保金只是够吃饭，不少低保户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所以要提高低保水平。惠农政策在过去十年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应该积极持续下去。对于社会保障制度，要缩小不同保障人群的保障水平的差别性。现在城市中的养老大概有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城市居民三个不同的制度，农民工虽然进了城，但是他们既不能参加城市的养老，有时也不能参加农村的养老，不在养老保障范围内。

二是税收问题。我们应该加税，同时要减税。随着收入的提高，税率是要增加的，收入越高税率越高。而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基本上只是对中间收入的人群征税。我国税收结构基本是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直接税收占的比重非常小。但直接税是缩小收入差距，间接税是扩大收入差距。为什么？比如消费税，同样买一台电脑，穷人和富人支付的税费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税费所占的收入比重却不一样，它意味着穷人买电脑付的税率是高的，这就是在扩大收入差距。所以减税应该减少间接税，增税应该增加直接税。

对高收入人群监管问题，我们做的非常不到位。对民生支出等问题，总是在经常提政策建议，但是落实起来总是困难重重。

现在农村的教育、医疗都不是硬件问题，而是软件问题。农村缺少好医生，缺少好老师，医院、学校盖的很漂亮，但也没办法看好病，也教不出好学生。

三是儿童补贴问题。这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实施的一项类似于社会福利项目。消除贫困要从根本上做起，贫困的根源来自于儿童时期的贫困，要切实想办法帮助儿童，提高他们的能力和智力水平。

总之，在收入差距高居不下、财产差距急剧扩大的今天，收入分配的改革只能加快，不能停顿，要用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收入分配改革不仅要着眼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也要重视缩小财产收入差距，要制定全面有效的调节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一体化的政策体系。

（部分内容摘自于李实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