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7-2018）”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新常态迈向新阶段的中国宏观经济》。

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在世界经济同步复苏、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经济新动能快速成长、市场预期不断改善等因素的作用下，整体经济呈现“稳中求进，进中向好”的超预期复苏的态势，中国宏观经济调整取得阶段性胜利。

深入研究当前超预期复苏的性质可以看到，2017年中国经济企稳总体上是政策性的、恢复性的，市场力量和趋势性力量还没有企稳，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以下需要重点关注的三大特征：1）经济企稳但难以快速反弹，稳中趋缓可能是常态；2）风险有所缓和但警报并没有解除，局部问题可能恶化；3）结构虽有所优化但面临政策退出的冲击。

这些特征虽然说明了中国经济还没有开启持续反弹的新周期，中国经济新常态还远没有结束，但却步入到了新阶段。未来一段时期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将面临与过去5年不同的新环境、新问题和新矛盾，并呈现出八大运行特征和运行规律：

一、经济增速将从“快速下滑的低迷期”转向“稳中趋缓的调整期”，增速换挡的力量将从“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的叠加转向“政策性退出”与“趋势性力量”的叠加。

二、结构调整将从“政府主导型”和“外部冲击型”调整向市场主导型和内生主导型的结构调整转变。

三、动力转换将从过去的“政府扶持与市场发展”二元并行的局面过度到“市场为主、政府为辅”阶段，动能转换步入关键期。

四、经济政策将“持续扩张期”步入到“渐进退出期”。

五、世界经济将过去10年的“长期停滞期”步入到“低速复苏与政策退出期”，中国贸易顺差将从过去的“快速下滑期”步入到“低水平稳定期”，资本账户将从“恐慌性流出期”步入到“相对平衡的波动期”。

六、金融周期将步入下行期，风险释放更具有突发性和隐蔽性。

七、改革将步入攻关期和新制度红利的构建期。改革的模式将从以往简单的“就市场改市场、就经济改经济”转向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建构，通过权力重构、行政体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奠定经济改革的权力基础、行政基础和社会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在行政体制改革加速和社会改革的加速中得到深化。

八、经济发展将迎来“高成本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能未来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报告预计2017奶奶全年GDP实际增速为6.8%，较2016年反弹了0.1个百分点，名义GDP增速达到11.0%，较2016年大幅提升了3.1个百分点，经济的改善超越市场预期。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将保持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预计GDP实际增速为6.7%，名义增速为10.4%。

对于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报告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

一、对于2017年宏观经济的超预期企稳要有科学的认识，要从根本上反对“新周期”观，中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没有到全面退出的时点。

二、必须加强对中国经济中期视角的认识和判断。对于新常态步入新阶段的新矛盾、新问题、新运行机制以及新规律进行深入研究，以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新常态理论，为未来几年的经济工作提出理论参考。

三、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没有触底企稳之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积极的定位不宜改变。考虑实体经济修复速度将大大慢于虚体经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常态化的速度应当慢于西方各国，渐进的步调应当与市场内生动力复苏的步调具有一致性。

四、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核心应当从“稳增长”适度转向“控风险”基础上的“促改革”，2018年是全面推出新常态新阶段的关键性改革攻坚计划的窗口期。1）要抓紧梳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改革任务和举措，按照党中央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新常态新阶段的改革计划。2）必须清晰看到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跳出过去改革的范式，应当从政府体制改革、社会改革等方面进行破题，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打下权力基础、行政实施基础和社会基础。3）市场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消除各种“软约束”，特别是政府与银行、政府与企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各种软约束。因此，利用国有企业改革重树国有企业的行为模式，利用监管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重树银行的行为模式，利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重构政府的权力边界和行为模式是破解过去“治乱循环”的关键。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容，但应当在法执法和规则化进程中为基础性和关键性改革服务，要防止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泛化和虚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错失新时期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和经济企稳的大好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窗口期。

五、建议2018年经济增速目标在强调1100万就业目标的基础上可以适度淡化；物价水平目标可以确定为2.5%，应当关注个别时点上价格的冲高；M2增速不宜低于11%，社会融资总额增速可以确定在12.5%左右；名义财政赤字率可以保持在3%，但广义财政赤字率应当适度收缩；目标汇率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适度加大波幅，对美元的平均水平在6.7：1左右。

六、必须高度重视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的加速下滑，2018年稳增长的核心在于“稳投资”，但“稳投资”的政策方向和政策工具必须作出大幅度的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通过产权的可保护性、资本投资的新空间、投资成本的降低以及投资产业需求的扩展等方面的措施来启动民间资本，启动民间资本的系统方案必须包含大量基础性的、中期导向的重大改革：一是政府必须从目前的投资型政府逐步转向民生型政府；二是国有企业投资体系和利润使用应当进行战略性重新定位改革，非主营业务投资必须严格限制；三是各类管制要从新梳理；四是事业单位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必须深化；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降成本”方面应当进一步强化。

七、“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须从更宏观和更动态的视角来考虑消费促进。1）实施与消费相匹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中国中高端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能力的释放，可以考虑出台与扶贫补贴战略相对应的中高端消费促进战略。2）大力控制房价，多渠道和多主体提供房地产供给，全面解决住有所居的问题，减少居民收入在房地产领域中的过度支出，释放收入用于消费。3）加大公共服务，减少居民为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而进行审慎性储蓄的水平，从而提升消费率。4）加大各类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利润的红利分配，防止企业利润自动转化为投资基金，使企业储蓄大大挤占消费基金。5）积极转换政府职能，使目前政府在各类产业的投资大幅度减少，更多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的建设。

八、在金融整顿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进程中，2018年货币政策应当延续2017年的定位，但操作方式可以适度偏松。1）M2 增速不宜设定过低，全社会融资总额增速不能过快回调，短期内利率水平不宜过快上升；2）2018年可以逐步降低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完成货币投放；3）货币政策除常用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外，应当通过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一系列创新型工具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强化引导市场预期；4）参考国际经验，建立明确的利率走廊机制，尽快明确货币政策基准利率，加强货币政策操作对于基准利率的引导，放弃对于操作利率和操作规模的双重关注，做实价格调控的常态化机制；5）在MPA考核中应当弱化信贷规模调控；6）正确认识2018年美元利率正常化、美联储“缩表”以及其他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常态化操作；7）金融监管必须高度重视“微观债转股”和“宏观债转股”实施的前提条件和控制方式；8）宏观审慎监管必须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标监管向一些结构性因素监管倾斜，加大对于重点城市、重点省份、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债务可持续性风险的监控。

九、2018年应当延续财政政策的积极定位，但过快增长的广义财政赤字率应当成为财政政策调整的核心关注点，各类隐形化债务必须进行大幅度管控，同时高度关注美国减税带来的全球税收竞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