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0年第三季度）于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期论坛聚焦“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变动与增长极重构”，知名经济学家陈文玲、肖金成、曹文炼、毛振华、张可云联合解析。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任、副书记，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二级教授张可云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0年第三季度）。

报告就以下三个核心展开：

一、中国经济增长态势与区域格局变动；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空间动能识别；

三、增长极重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空间动能培养。

报告指出，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创新活力不断提升并助推经济增长，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且一些新经济增长态势较好，但投资和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上升空间较为有限。在空间上，各省份人均 GDP 存在微弱的趋同趋势，但是 GDP 不平等程度近年来有所上升。自 2013 年以来，南北差距不断扩大，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的总体差距则变化不大，但是东北地区经济增速从2011 年开始急速下降，进而经济总量继续偏向东南沿海，各省份并未出现β趋同的情形。虽然重庆市经济总量在西部有崛起之势，但人均 GDP 较高的新兴发达城市更多在沿海涌现。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动能的主要问题在于沿海地区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而落后地区创新能力较弱、政府债务率偏高和劳动人口占比偏低是其增长动能匮乏的重要原因，同时东南沿海地区的传统增长极辐射带动范围有限，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需要依靠自身的发展挖掘出新的增长极。

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及增长动能变动比较明显，而且增长极明显分化为三类，即优势增长极、新兴增长极与老化增长极。在产业结构层面，来自工业产业结构优势的旧动能先后被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和其他产业（新兴产业占较大比重）的新动能替代。同时，工业的产业结构优势逐渐演变为劣势，弱化甚至抵消了新动能的经济拉力。对于大部分省市区而言，工业的区域竞争优势才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只有极少数省市区依托金融业和其他第三产业的结构优势超过工业的区域竞争优势，将旧动能彻底转变为第三产业内高端产业释放的新动能。在区域产业结构层面，四大板块的优势增长极或新兴增长极有一个突出特点，即第三产业已取代第二产业的结构优势，但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优势不足以弥补第二产业结构劣势，并支撑当地经济增长。绝大部分优势增长极或新兴增长极的驱动力来自第二产业传统的区域竞争力优势。只有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内极少数优势增长极，将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优势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新驱动力。为此，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要着力开发、培育来自第三产业内高端产业的新动能，还要改造提升第二产业内工业的传统动能，增强经济韧性，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

城市群是中国人口和经济增长主要空间。其中，五个国家级城市群的聚集水平远高于区域和地方城市群；空间联系方面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为显著；内部一体化在各城市群相差不大。交通网络尤其是高铁建设突飞猛进使城市群成员之间联系日益密切；随着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提升，人口将继续向主要城市群聚集，这些城市群融入全球城市网络的速度明显加快。与此同时，城市群之间差距明显缩小，中西部快速成长的城市群有助于重塑中国区域新格局。

中心城市及与其高度一体化的外围地区组成的都市圈，是带动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采用偏离—份额法、局部加权回归和空间统计分析等方法，对中国中心城市及其都市圈的经济增长和内部联系进行分析后得出：（1）中西部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势头迅猛，尤其是西部地区的重庆、西安和成都这三个国家中心城市，而长春、天津和大连这三个北方的中心城市经济增长低迷，缺乏动力；（2）从距城市中心 200km、500km、1000km 和全国范围等不同空间尺度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中心城市的市场潜能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市场区位优势显著；但从交通可达性来看，位于中部地区的武汉和郑州交通区位优势最为明显，这一结论在考虑了经济份额权重之后仍稳健，未来经济增长潜力较大；（3）成都、深圳和广州都市圈整体经济增长迅猛，且都市圈内部联系紧密，综合发展实力强劲，而长春和重庆都市圈整体增速相对缓慢，且都市圈内部联系不紧密，一体化程度较低。

进入新时代以来，高质量发展的主基调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代支撑经济增长的区域经济格局调整思路是：一方面要推进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是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表现之一，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应分别从区域管理的方式手段、制度安排、现实抓手和结果评估等诸多方面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形成支撑经济增长的区域经济新格局。

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布局调整和优化，要求发挥优势，分类施策，重构增长极体系，纠正资源错配，释放创新活力。优势、老化和新兴三类增长极发展态势状况、面临问题与挑战各不相同，因而增强优势增长极、振兴老化增长极和扶持新兴增长极应该采取因区而异的对策。

“十四五”时期，在国家新的区域政策体系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将向着均衡化与非均衡并存、区域繁荣融合与化解风险同行、以发展质量提升和不断优化区域空间结构的新的发展阶段前行。“十四五”期间的规划与政策重点是：（1）按照高质量区域发展的要求，持续优化区域空间结构；（2）构建多元的区域创新系统，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3）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承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4）通过优化区域政策不断提高空间治理能力；（5）进一步优化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

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十四五”时期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在完整的产业体系支撑下，重视国内大循环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这一战略基点的空间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聚焦“穷堵老”。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推动城市群与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同时构建以雄安新区等为代表的世界级增长极。“一带一路”彰显的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雄安新区建设的着力点是培育彰显中国的国际产业与技术引领力的增长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建设节约型社会应成为推动形成“双循环”格局的重要抓手。从供应链的短板来看，节约粮食能大规模减少我国对国外粮食的依赖，发展新能源汽车能大幅降低我国对原油的进口，节约钢铁资源能大量减少我国对铁矿石的进口。此外，我们还要节约资本和公共资源。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是建立一个长效机制，需要有相关的法规、政策，还要建立文化风尚，把过紧日子的信息传递给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倡导节约与促进消费并不矛盾，要控制资源消耗型的消费，促进资源节约型的消费，比如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消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陈文玲指出，当今全球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当前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一变化，引发全球地缘政治、经济问题，对中国区域经济的转变和调整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中国新的战略组合和战略布局使我们的区域经济发生很多重大的或者根本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国家的区域战略布局，比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等新一轮区域的战略布局。未来的区域可能有三大要素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一是大流通的格局，在硬基础设施、软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支撑下，我国的要素流动会更快；二是我们在区域经济的格局中形成了若干大城市群；三是在疫情中我们发现现在有特别强大的物流体系，还有国家的储备能力。未来我国区域布局要更好的组合国内优质要素资源，使中国成为全球优质要素的聚集中心和世界贸易中心。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所原所长肖金成指出，国际大循环的概念最早在1988年提出，当时中国对外依存度较低，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中国外贸依存度一度超过60%。在1998年东南亚货币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全球需求萎缩，中国首次面临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难题。由于消费需求难以带动，我国政府采用了扩大投资需求的方式扩大内需，兴建基础设施，降低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2018年中美贸易战后，中国再次面临外需下降的压力，这一次恐怕要真正考虑国内的消费需求。消费需求受制于劳动者的收入，因此，扩大消费需求，一定要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其次，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村和城市的消费结构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要提高消费需求，还要提高城镇化率，特别是要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再次，由于社会保障水平的落后，城镇职工存钱的意愿强于消费，因此，为了提高消费需要，还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莫干山研究院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曹文炼指出，要以政策创新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我国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是西部大开发政策创新问题，要以新的举国体制建设西部大开发，要通过政策创新解决西部融资难、政府债务重和评信低的问题。二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要通过政策创新充分利用东北的优质资源、土地资源和旅游资源，破除政策限制。三是加强对区域融资政策创新的研究，通过政策创新解决当前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严重债务问题。四是土地政策的创新，充分利用土地创造财富的性质帮助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五是要加大法治和区域经济的创新结合，区域经济的发展还要走法治的道路，包括政策创新，要建立现代的治理体系。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