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3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如何实现高水平经济‘双循环’”，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毛振华、汪涛、管涛、张明、范志勇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范志勇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就以下三个核心展开：

一、“双循环”战略的时代背景；

二、“双循环”战略的新特征；

三、 如何协调内外循环战略，实现高水平的“双循环”。

首先，报告指出，“双循环”代表了我国在经济发展模式和思路上的重大转变，可以称之为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并从内因和外因两个角度分析了“双循环”发展战略提出的原因。

从内因来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制造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我国参与全球产业链，融入国际市场也获得了多项收益。但是在实现高速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经济结构失衡的代价。经济失衡本质上与过去我们的发展模式相关，相关政策只是缓解了经济失衡的影响，没有从根本上遏制造成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

从外因来看，2018年以来国际经贸环境日趋恶化和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暴发则是我们提出双循环战略的重要原因。我们一方面面临着国内增长动力转换的压力，另一方面面临着全球产业链重整的风险。

其次，报告指出，同改革开放初期我党提出的发展思路相比，“双循环”具有以下新特征：一是代表着对更高质量的发展模式的探索，二是国外和国内两个循环的侧重点不同。内循环要达到产业安全、提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发展动力转换这三个目标。而外循环一是要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安全的国际环境，二是要以外循环发展促进内循环发展。

最后，报告指出，要以内循环为依托，以内带外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从内循环的角度来说，一是推进制度改革和制度机制建设，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将以投资和外需拉动为主的增长模式转为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而外循环至少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外循环要为内循环创造物质基础和条件，二是要为中国打造金融安全的屏障，三是通过“一带一路”带动全球化的深化。

论坛第二单元，与会嘉宾发表了精彩演讲。

首先，与会嘉宾对“双循环”战略的本质及如何处理好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关系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元春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认识“双循环”的内涵：第一，“以内为主、以内促外、内外联动”新格局的转变不仅仅是国际大循环内生动力、发展格局、发展模式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产物，更是中国内部主要矛盾发展的新规律所决定的。第二，“双循环”发展格局必须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以扩大内需作为它的战略基点。第三，以内为主并不意味着内循环是封闭循环，而是以外循环为前提。第四，必须将全面实行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动力源。第五，以内生技术发展突破“卡脖子”问题为基础，重构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和国际竞争力的新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理解国内双循环战略需要结合当下的国际背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仍需注意国际分工合作的基本规律，同时要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理解内循环：在供给端，需要特别强调供应链、产业链、科技；在需求端则需要从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两个层面出发，特别强调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认为，双循环战略实际上是与近十来年经济模式转化一脉相承的，它的内涵更加丰富，战略层面更高。双循环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以内为主的双循环不是封闭，而是打通外循环之后，通过内循环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二是要通过市场和消费引领内循环发展，通过国内消费升级、市场变化，引导更多的资源流向相关产业。三是自主创新，这是产业链升级的必要条件。内循环和外循环具有以下两重关系：一是内循环并非自成一体，而是两者相辅相成；二是双循环对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非常关键。

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认为，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双循环”战略的提出具有现实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双循环”具有一定的新内涵，仍要坚持开放性。在开放过程中，通过分散化和多元化增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安全性和柔韧性，掌握发展主动权和创新主动权。此外，管涛还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讲国际化的问题，更多是讲金融开放的问题，高水平的金融开放是制度型的对外开放。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张明认为，要素市场化、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自贸港更深层次的开放，都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一部分。持续推进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努力推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基础创新、加快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三个支柱。同时要从贸易、金融、开放和机制四个方面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其次，与会嘉宾对“双循环”堵点以及化解堵点的政策选择和突破点展开了讨论。

刘元春认为，如何有效的实施国内大循环为主“双循环”战略要把握五个要点：一是化解对“双循环”战略在思想观念上的偏见，二是做好战略上的短中期衔接，避免战略问题战术化，三是尽快将疫情控制下的经济复苏转为内生性复苏，四是强调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推进科技攻坚战，五是高水平的开放对于连接国际格局新变化的重要意义。

毛振华认为，一是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补短板，二是在国内经济内循环中要培育新动力和新增长点，三是搞好内循环的同时要重视外循环，重视外循环也是要补充内循环的不足，四是要重视调整资源消耗的政策，走节约型的发展道路，五是强调市场化改革对“双循环”战略实施的重要意义。

汪涛认为，应该从以下四点理解双循环战略的重点难点：第一，扩大内需也需要结构改革；第二，实施内循环战略的堵点和难点也是改革的难点；三是要从制度上、监管上、要素流动上、法律体制上实现统一；四是通过科技创新来突破技术瓶颈。

管涛认为，在开放的“双循环”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需要进一步牢固树立汇率风险中性。在开放的“双循环”过程中，如果市场主体能够普遍增强汇率风险中心意识，将有助于减少企业和国家层面的货币错配，提高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韧性。具体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从企业层面增强汇率风险中性的财务意识，二是通过汇率风险对冲锁定成本收益，把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集中精力做好主业。

张明认为，有四个堵点制约着国内大循环格局的建立：第一个堵点是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较为严重的收入分配失衡，第二个堵点是房地产过度发展，第三个堵点是农村居民的消费问题，第四个堵点是优质的服务品供给不足。他认为有三个堵点制约着产业结构升级和国内技术创新：一是防范由于鼓励创新导致的地方政府产业大跃进，二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向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开放，三是从教育体制方面激发创新思维。此外，他还从要素资源流动、区域一体化层面及系统金融风险等方面提出了双循环战略面临的堵点。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