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28日“实体经济与金融化”闭门会议上，与会专家就“脱实入虚”现象及其根源，以及下一步应该采取的措施展开了探讨。

边界不清

“2016年，A股市公司整体净资产约23万亿元，净利润2.76万亿元。在这其中，上市银行净资产在10万亿元，净利润1.32万亿元。如果把金融类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算在内，在A股市场上，比较少的企业拥有大部分净资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工商管理出版分社副社长李文重指出，从美国经济发展历程看，在其快速发展阶段，金融业越发达，富贫差距也越大。我国也可能面临这样的发展阶段，这就需要我们思考，金融和实体经济边界到底在哪里，金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多少才合理，金融对企业、企业对金融介入到什么程度才合适，两者之间如何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研究员朱鸿鸣看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地位和边界是在动态变化的。据其介绍，根据《漫长的20世纪》的研究，距今五六百年间，总共有四轮经济发展周期，每一轮周期的主导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物质扩张阶段，第二个是金融扩张阶段。以第四周期主导经济体美国为例，其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是物质扩张阶段，七十年代末之后开始进入金融扩张阶段。不同年代流行不同的俗语，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行的是“对通用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而八九十年代之后流行的是“对华尔街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套用到我国的情况，1978-2008年间可以看做物质扩张阶段，实体经济迅速发展；2008年之后，开始迈入金融扩张阶段。

北京传立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陈小军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同时点，社会主流的赚钱模式不同，如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靠贸易、双轨制、信息不对称，90年代靠制造业。但他认为，在前两个阶段社会财富大量积累后，2003年开始，主流模式变成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产业，当前的主流模式则是金融投资。

而据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马燕明的介绍，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的结合，应该源于上世纪90年代学习日本经验，2001年出版的《金融控股公司研究》一书提出了三种控股模式，包括金融控股、实业控股、金融与实业混搭的控股。具体的模式，则有中信模式、五矿模式等。

那么，实体经济与金融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新理财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马靖昊认为，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可以采用《易经》中的阴阳理论解释。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既然如此，实体经济就应该是阳、金融是阴。现在金融突破了它的边界，过度膨胀，导致实体经济出问题，就是阴盛阳衰。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戴建国也认为，实体经济和金融各有自己位置，实体经济如果没有金融的支持、完全弱化金融，是没有活力的，反过来，如果金融完全侵蚀了实体经济的利益，实体经济没有生存空间，那么社会也虚化了。

“‘金融活实体经济活，金融稳定实体经济稳定。’但如果没有实体经济，金融的稳定是假稳定。从金融本身来说，过度创新的金融对低效无效的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过大，是弊大于利的。”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大部分传统制造企业经营困难的环境下，金融业高利润吸引着众多实体经济企业加入。据了解，一些央企已经将金融定位于一个要做大做强的板块，一些发展前景颇好或者积累大量现金的企业，也在跃跃欲试参与金融业。“站在企业角度，首先要赚钱。因此无论是‘脱实向虚’也好，还是‘脱虚向实’也好，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益最大化。当前金融市场不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这足够吸引传统企业，从企业本身来说，其实是理性选择。”一位与会人士如此说道。

过界原因

对于金融快速膨胀、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

朱鸿鸣指出，最近这几年来，我国高度金融化一个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金融业的高利润率或高资本回报率。为什么金融业的资本回报率高？他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金融业是一个很典型的规模效应型行业，在单位利润稍微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如果规模扩张速度很快，利润也会快速增加；第二是金融的属性是收益当期化、风险滞后性。

“在一个长周期看，金融业的利润可能是社会平均利润。但在十年或者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内，如果其利润率偏高，就会吸引资本、人才等各种要素。”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立三认为金融“跨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过度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他以房地产为例，在2006-2016年间以等量资金投资，若投资多套房地产，将获得超高回报；若存入银行只能获得微利，相对于投资房地产，反而是重大损失。他认为过度刺激经济增长导致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储蓄低收益、房产投资高收益”，收益宽幅现象差距太大。

“搞实体经济的人以制造业的名义拿地，拿地之后改变土地用途去盖房子赚钱，真进行制造生产反而赔钱，因为生产成本高，收益很低。这就倒逼着实体经济的资金流入了房地产，导致杠杆率迅速攀升。”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在聘客座教授谭劲松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谈实体经济与金融化，首先概念要清晰，比如什么是金融侵蚀实体经济利润，应该界定清楚。其次，要弄清楚现在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的真正原因。对于后者，他认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近40年，发展模式的方向是套利，有实体套利，也有金融套利，还有国别套利、物种套利等。当套利接近尾声，才发现这种发展模式存在问题，要从套利模式转型为创新模式，即所谓“腾笼换鸟”，但老鸟飞走了，新鸟没有飞来，所以企业才发展困难。

“金融很大程度上是对实体经济未来预期的放大，实体经济开始的预期好，才有泡沫出来，实体经济不行了，原来吹大的预期就会有水分。这就是泡沫。”

陈小军认同这一观点，即产能过剩、出口市场萎缩，导致传统产业赚钱难，而传统产业对新技术的迭代和发展不了解，普遍感到焦虑。

中国联通财务部副总经理陈沛从企业成本出发，详细分析了企业为何不赚钱。他指出，实体经济的成本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本身的制造成本和服务成本，这是实实在在的成本；第二部分是交易成本，为了把产品和服务卖出去，获得资源买卖的成本；第三部分是财务成本或者金融成本；第四部分是税费成本。

在这四部分成本中，金融成本占实体经济的成本非常高，主要包括两块，第一块是金融行业反映的利润，即其赚的钱；第二块是其自身的成本。金融能获得高利润，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场竞争不充分，比如金融牌照是受控制的；其次是征信体系不完善导致的高成本，比如银行和企业之间促成借贷关系的成本非常高。

税费成本决定了政府的边界在哪里。政府大，税收就重，当整个经济都处于收缩状态时，政府也要收缩，否则税收无法承担庞大的政府。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动的简政放权，正是这方面的工作。

另外，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天，企业自身的交易成本（中间成本）也很高。“我们要实实在在从企业成本构成的四个方面等寻找解决办法，不能简单地怪金融。”

如何协调发展

对于实体经济与金融如何才能互相促进、协调发展，谭劲松直言挤泡沫有两个渠道，第一是搞好实体经济，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对金融来说，第一，信用是永远的；第二，金融是一定有杠杆的，但利润来源还在实体经济，核心资产是现金、应收账款、存货、设备。”第二，因为金融是实体经济未来预期的放大，其中有主观成分人为放大，这部分应该监管。“监管一定要管秩序，因为金融最重要的就是秩序。”

朱鸿鸣也提出两个思路，首先把金融扩张的速度降下来，去杠杆正是着眼于此；其次从会计准则角度看，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金融“收益当期化、风险滞后性”问题，还需要探讨。

“传统产业不行了，但新的技术、新的行业在蓬勃发展，金融应该从过去对实体经济的锦上添花转变为雪中送炭，来承担当前企业提档升级过程中的风险，支持产业的发展。”陈小军说道，对企业来说，技术迭代是金融持续支持实体经济的动力，如果没有技术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金融很难支持实体经济。

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CFO李红薇也认为，“一个企业要可持续的生存下去，必须以它的引领能力作为生存基础。这个引领能力在于它所提供给社会的产品和服务，一定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这个需要本身一个是满足需要，另一个是引导消费需求，只有在这个层面上，资金的大量支撑才能够使这种需要可持续。”

她进一步指出，精准地确认企业的成本及收益状况，才有可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使金融来支撑企业。当企业精细管理、切实满足社会需求，能够提供很好的社会消费吸引力的时候，金融实际上是追随企业的，而且在追随过程中，当看到企业风险控制很恰当时，会适度降低自己的获利空间。

“未来中国经济如果要平稳的发展，一定是实体经济和金融共赢，看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实际上是实体经济在整体上支撑着金融，这样双方携手才能够共进。”

陈沛提出可以通过互联网来降低交易成本和征信成本。“一个企业交易的利益相关方只有四个：买方、卖方、政府发票、金融机构，如果搭建一个平台，把这四方放到一起，形成B2B模式，这既可以把金融机构转嫁企业的征信成本降低，政府以发票为基础的征信体系也可以完善。”

但他也指出，关键在于政府如何搭建一个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平台，如果让企业建这个平台，成本巨大，不现实；如果政府可以做到，成本的边界可以更清晰一些。

从金融监管角度看，马靖昊提出，前几年金融创新很多，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不要管得太多，但现在来看，在金融创新领域不监管或者弱化监管的，基本上都出了问题。金融创新不能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前提，同时在市场化发展过程中，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监管和引导作用，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