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6月17日发布的《制造业保持基本稳定：逻辑与政策》专题报告显示，全球多个国家都面临“去工业化”进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制造业比重下行的压力。具体到中国而言，中国的“去工业化”过程较早来临。数据显示，2012年左右，我国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即出现下行压力，制造业占比迎来下降拐点。而此时，我国人均GDP大约为5600美元，是美国制造业出现拐点时的三分之一、英国的二分之一、新加坡的四分之一，与发达国家制造业下降时的人均GDP差距非常大。

进一步从区域层面看，各省份也先后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情况。过去三十年来，只有北京、上海、吉林的制造业比重是出现下降的，青海和内蒙古等少数地方因为是后发地区，制造业比重呈上升趋势，其余26个省份都出现了倒U型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下降，源于相对效率效应、需求升级效应、国际竞争力效应这三大效应。从相对效率效应来看，中国的第二产业效率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随着制造业效率继续提升，制造业比重下降的压力会持续下去；从消费升级效应来看，我国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能力外流进一步导致制造业比重下降，使得消费越来越多转向服务业；从国际竞争力效应来看，中西部地区比越南等国家具有一定的成本竞争力，但我国制造业重点分布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相比于越南等国家已经丧失了要素成本优势，导致制造业比重下降。

报告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产业融合是大势所趋。效率提升的空间主要是在一些新领域，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的产业融合。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大量的农业生产已经出现了制造业化的趋势。表面上看起来是农业，但其生产过程、生产工艺和支撑技术等已经制造业化了。例如十堰依靠先进的制氧装备和控制设备实现了陆地养鱼，使得鱼的产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伊犁的高品质西红柿是在非常现代的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所需的温控设备、监控等都需要制造业作为支撑。此外，我们所接受的数据服务背后是相关制造装备的升级。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通过让制造业更多地融入农业和服务业，来挖掘制造业比重的提升空间。这不一定会体现在统计数据中，比如养鱼和农业种植会体现为农业部门的数据，制造业的实际比重有很多是体现在相关的融合产业中。

报告表示，对于“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和合作领域，可以分国别地进行制造业合作。只有在全球市场上变得更有效率，我国制造业才会更加稳定。我国与制造业强国可以更多地强调研发领域的合作；与能源国家可以强调制造业－能源合作；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可以强调制造业产能、第三方市场合作，使得制造业同“一带一路”的衔接更加紧密，构建多层次的制造业合作矩阵。此外，我们还需要打造世界一流制造企业，提升制造业基础能力。

总结来说，全球制造业呈现出十大趋势，出现了“去工业化”问题。制造业比重的下降主要是受到了三个效应的影响。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实现2035年现代化目标对制造业提出了9个要求，而我国正面临着制造业比重过快、过早下降的问题。稳住制造业比重需要应对导致制造业比重下降的三个效应，即相对效率效应、需求升级效应和国际竞争力效应。

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认为，制造业比重的变化是我国经济结构、收入水平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内劳动力成本大规模上升，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制造业出现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导致制造业特别是加工业的产能及资源闲置。

此外，随着竞争加剧，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面临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问题。不能简单地强调高端制造业的问题，还要重视一般制造业。从政策层面来看，要给予制造业更多关注，鼓励重组制造业闲置产能，并支持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此外，由于制造业的主体是民营企业，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民营企业信心不足的问题，激发其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

汇丰大中华区原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指出，我国之所以会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除了三个客观的共同因素外，还有我国自身特殊国情的原因。十多年前，我国将大力发展服务业作为主要目标，对于制造业的重视程度不足，这是导致制造业比重过早下降的重要原因。

为了提高制造业比重，需要出台一些对制造业更加友好的全国性政策。比如汇率政策，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相对美元不断升值，导致资源从可贸易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不利于制造业发展。此外，还要不断改善我国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产业转移到内陆省份，而不是转移到越南等国外市场。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钟正生认为，目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隐忧：1）工业产能利用率下降，库存水平高企。上市制造业企业投资回报率持续下行，支持制造业投资需要更大强度；2）房地产与基建的“跷跷板”出现失衡，对原材料制造业冲击加大；3）出口从传统国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迁移，对中游制造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拉动相对下降；4）外围科技封锁形势收紧，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冲击显化；5）工业生产价格持续低迷；6）稳定制造业投资需要寻求并扩大支撑因素，降息仍然是必选项。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制造业作为可贸易部门，其发展有利于同时充分利用内需和外需，是打造“双循环”的有力抓手。韩国夯实制造业基础和提升出口竞争力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其关键举措包括：1）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对于制造业升级的支撑作用逐渐显现；2）制造业产业集中度不断提升，有助于抢占全球制造业份额。

赛迪研究院规划研究所所长程楠认为，当前，各国都认识到了制造业是创新的重要来源，也是各国竞争实力的根基所在。稳定制造业比重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的挑战：1）制造业内生动力不足，还存在着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矛盾；2）我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使得制造业升级的道路受到挤压；3）我国制造业发展活力有待提升。

针对以上三个挑战，有四方面政策切入点：1）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新旧动能的接续转化；2）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3）除了稳住传统产业基本盘，还要培育重大新兴产业，提高新动能；4）优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记者 王祯祯）